《新京報》7月10日報道：每年假期都不回家、每天堅持打至少兩份工，還將一些回收的舊書或舊貨存放在宿舍內，引發室友發帖表示不滿。據網友們介紹，這名撿破爛的同學是該校文學院24歲的學生李振，來自安徽農村，同時干五六份家教，還賺各種小錢，人稱“振哥”。

振哥事至少有如下幾個“亮點”，其一，“想錢想瘋了”。“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當年余得利的這句話引起了轟動，其實也道出了錢與人生關系的實情。不可想錢想到“瘋”，追求金錢也沒有必要以瘋狂的狀態去進行。然而，對金錢理性的追逐則完全適合于當下的社會形態。任何一個學子，他不僅僅是其自身，其上還有父母，畢業后要有配偶，將來還要生養孩子。這些人的存在，處處需要花錢，時時需要經費。而大學生“就業難”又時時困擾著政府及全社會，大學生賣肉，大學生掏糞工，大學生擺地攤，這些現象說明，大學生賺錢賺更多的錢賺首付賺房賺車，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上看是在為社會創造財富，不僅為自己的就業解了困，還為政府解了憂，更為社會創造了財富，如此之“想錢想瘋”，又有什么可指責的呢？

其二，“賺錢是人生的常態”。從不停的做家教開始，到撿破爛“生財”，振哥真的是將賺錢當成了自己“人生的常態”。理想也好，追求也罷，其實都可以歸結于一點，那就是對物質財富的理性追求。賺錢不過也是物質財富的另一種表述罷了，誰說振哥將賺錢當成“人生的常態”有什么不妥呢？假如所有的學子都有這種對賺錢的理性追逐的方式方法，假如所有的學子都能想到為家庭分一份憂擔一份愁，作為社會上的每一個人來說，又何樂而不敬呢？

其三，“誰也沒有義務給人錢”。慈善捐款“給人錢”，都是道德約束下的標準，而不是“義務”層面的東西。在其尚未達到富有的前提下，一個學子當然沒有義務“給人錢”，因為他并不是個嚴格意義上的創造財富之人，更不是有能力的納稅人，因此說，沒有義務“給人錢”，至少在法律意義上是如此。當然人們有理由希望振哥將來成為大亨富翁了，將這種“給人錢”的公益事業在道德層面上予以發揚光大。

其四，要記者支付采訪費。9日中午，記者采訪李振時，李振提出接受采訪需要按小時收費，標準與做家教接近，每小時50元，半小時25元。振哥“最牛”的事莫過于要求記者支付采訪費，這也許在西方國家算不上什么新鮮事，但在國內尚可以算得上是振聾發聵的事件了。每一個具備新聞價值的人和事，其實都包涵著財富價值，不信你給某個大腕做一個專訪試一試，他一定要出場費，好處費，這與振哥的要求又有什么兩樣呢？我有新聞價值，記者找到了我只要了半小時25元等同于家教的錢，在情理之中，也在道理之內，當然也沒有超出哪一條法律之外。振哥在此不是“想錢想瘋”了，而是通過個人價值創造本應屬于自己的財富的一種覺醒，這恐怕才是最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