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意義上，如田副院長所言的“騎虎難下”，關涉的無非是判案法官們該如何看待輿論監督、如何對待民意反饋的問題；而所謂的“以公眾狂歡方式判死刑”，也不過是一個臆想出來的偽命題。畢竟狂歡，只能是遂愿以后的行動表示；給不給狂歡的機會，端視法官們的自由裁量權而定。田副院長大概把原本案件判決就需要吸收社會意見的正常程序，“習慣性”地拋諸腦后了，才將民意的正常表達，夸大成億萬民眾皆曰可殺的滔天之怒。不是嗎？！

就具體案情而言，李昌奎作案之兇殘，對照其逃亡5天后的無奈自首，是否足以免死，應該說，云南高院的法官們與公眾的常理認知也確實大相徑庭。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個農村男子，因提親遭拒就銜恨將女方奸殺，然后又喪心病狂將3歲幼童猛撞門框致死，這樣連索兩命的暴虐，在“保護人權、人性”的適用范圍之列嗎？又怎么會與“少殺”“慎殺”的現代理念掛鉤？最高法院確曾規定對于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發的故意殺人犯罪，慎用死刑，但少殺、慎殺絕不等于不殺，對此不可做機械教條理解。以上述的情形而言，判決其死刑，應是順理成章，怎么就成了“冷漠”和“玷污法律”了呢？

“以公眾狂歡方式判死刑”的網絡暴力當防，但以東郭方式寬縱應死之人，更當戒。拿為抵觸民意“滲透”而虛構出來的偽命題，為自己的工作搪塞辯解，屬于色厲內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