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德凱 評論作者

“賽家鑫”案件的改判，讓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頗感壓力。不過，面對幾乎一邊倒的質疑聲音，云南省高院副院長田成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還是表示，不能以公眾狂歡的方式殺人，殺人償命的陳舊觀點也要改改了。他認為這個案件“10年后肯定是一個標桿、一個典型。”“這個國家需要冷靜，這個民族需要冷靜，這是一個宣泄情緒的社會，但這樣的情緒對于國家法律而言，應冷靜。”（《重慶晨報》7月13日）

如果剝離開具體的案子，田成有副院長的觀點及理念正確得讓人無話可說。但是，具體到李昌奎殺人案件上，田的表態顯然過于“超脫”，既脫離了這一個案的實際，也脫離了司法應當秉承的基本精神。如果以司法完全忠實于法律規定的基本要求來看，按照法律規定判處死刑恰恰是司法的理性；而通過“先進理念”作出的慎殺判決，卻反而可能是一種非理性的“冷靜的沖動”，對于司法和法律的傷害將是巨大的。

司法之于社會，當是這個社會最理性的部分，因此，田副院長關于“冷靜”的言論，對于司法機關來說，是為至理。但司法的冷靜，其“標桿”在于法律，而不是一種理念。無論這種理念是如何的進步，也只有其成為法律之后，才能成為司法的“標桿”。在我們這樣一個成文法體系里面，憑著“先進理念”，而想把一個案件辦成“10年后”的標桿和典型，則完全曲解了司法“冷靜”的真諦。況且，“10年后”如果是一個準確的判斷，則是將10年后的法律用于了現在的判決，且不謬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