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披露的一組數據顯示，與2008年相比，2010年職務犯罪案件數量上升了7.2%。更值得關注的是，最高法院新聞發言人公開承認，職務犯罪案件存在適用緩免刑比例偏高、“自首立功”情節被濫用等問題。（7月20日《新京報》）

職務犯罪，尤其是瀆職侵權犯罪緩免刑比例過高，是一個陳舊話題。最高檢數據顯示：2005年到2009年6月，被判決有罪的17671名瀆職侵權被告人中，判處免刑的9707名，宣告緩刑的5390名，合計占到85.4%。

從司法規律上看，不可能沒有免緩刑，但免緩刑率高達85.4%，則無論如何都不正常。究其原因，表面是“自首立功”情節被濫用。但往下還可追問，“自首立功”情節為何會被濫用？這種濫用為何未得到監管？以司法解釋來遏制這種濫用又是否可行？

最高法院發言人認為，導致職務犯罪緩免刑泛濫的原因，是“有些辦案人員在思想認識上存在偏差”。這也是事實。“官官相護”并未過時，“刑不上大夫”也還留存。而更常見的是，瀆職侵權犯罪，被稱為“不落腰包的犯罪”。在一些司法官員看來，這種“不謀私利、不揣腰包”的行為，跟貪污賄賂有根本的區別，因此不應將行為人送入大牢。有些地方更是提出，要通過立法來保護“創新失敗”。換言之，在這些官員看來，只要是為了地方發展，為了“改革創新”，哪怕是失敗并造成了損失，也應該對行為人免予處罰。

我們強調職務犯罪的量刑公正，是因為觸犯刑律乃最嚴重的違法。觸犯刑法構成犯罪就應承擔刑責。司法公正不僅指定罪公正，也包括量刑公正。光有定罪卻不予懲罰、或予免緩刑，不但刑法將失去其威懾作用，司法公信與司法權威也會加速流失。

職務犯罪免緩刑比例過高，表面上是因為“自首立功”情節被濫用。那么解決之道也應從“自首立功”的規范做起。除理念糾偏外，還應進一步追查，這些免緩刑個案中，有沒有枉法裁判，有沒有司法瀆職。

法律以“可以從輕”的優待來鼓勵自首和立功，是為了給那些真心悔改的被告人以悔罪的機會。這一機會并不應成為慣例。“兩高”對于“自首立功”的濫用其實并不缺少規范。2009年3月，“兩高”還曾聯合出臺意見，明確不得認定為立功的事項。

規范有了，法官是否嚴格依照規范執行，還得依靠公眾監督。畢竟，法官也有著現實的利益驅動。要懲治已發生的瀆職，遏制可能發生的司法瀆職，公開相關裁判文書顯得必要而迫切。否則，有了細化的司法解釋，也得面臨一個執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