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時期，稀罕事特別多。剛見媒體報道，在河南鄭州，下河救人需要“許可證”。奇了怪了，既不涉及國家機密，又無關特許經營，冒著風險，只為救人一命，哪門子的“行政許可”管得著？

8月4日下午4時許，鄭州市水上義務搜救隊接到來自鄭東新區河道管理方的電話，說有人溺水，請求幫助。大家趕到事發現場，準備下水救援，卻遭到了巡防隊的阻止，稱搜救隊必須出示 “打撈許可證”，否則，“未經批準，不能下水救人”。一個多小時之后，打撈上來的只能是溺水者的遺體了。

如此荒誕不經之事，當然激起搜救隊員和死者家屬的強烈不滿。為此，8月5日晚上8時，鄭東新區政府做出書面說明，稱根據調查，“在打撈過程中，來運河準備游泳的自稱為冬游隊員提出要下水協助打撈，東區巡防隊員本著對他們生命安全負責，無法對其身份核實和打撈能力判定，不允許冬游隊員下水協助打撈”，不過，沒有“打撈許可證”一說。

謝天謝地，鄭東新區政府對巡防隊阻攔救人，沒有矢口否認，否則又成無頭公案了。至于有沒有提“打撈許可證”，并不重要，即使巡防隊員因保護救人者心切而口不擇言，也是責任心強的表現，公眾能夠理解。

不能理解的是，緊急關頭，公民愿意涉險救人，政府有沒有權力阻止？個人見義勇為之際，法律有沒有賦予公共機構設置“行政許可”的權力？真正關心民眾安危，為什么自己不主動下水搶救溺水者？如果本身不識水性，或是不敢冒險，那為什么不在岸上為搶救者提供幫助，卻一味橫加阻攔？自己不敢下水已經顯得怯懦，還要顯示權力的專橫，是不是所謂“打撈許可證”中另有貓膩？

據說當地確實沒有 “打撈許可證”，只有“救生資格證”，辦這個證前后需要700元錢，莫不是有了這個證，獲得專業資格，就可從事職業活動，“打撈”救人？

問題在于，專業救生同見義勇為是什么關系？看見路邊著火，趕緊去考個“救火許可證”？看見樓上落下個小孩，趕緊去考“接物許可證”？看見車上有偷錢包的，趕緊去考個“反扒許可證”？這證那證越來越多，以后是否扶個老人，讓個座兒，都得“行政許可”？政府管得那么寬，到底是因為關心民眾安危的信念過于執著，還是對于手中權力及其派生的能耐過于迷信？那么有信念的領導為什么可以由著部下請示一個多小時，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落水者最后只能在絕望中溺死？那么有權力、事事要求行政許可的巡防隊為什么不能為領導分憂，卻眼睜睜看著落水者死在面前？

理由與行為之間如此沒有邏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搜盡枯腸只找出一條解答 （而且多半是曲解甚至誤解），那就是有人把搜救隊下水救人不是看作見義勇為，而是看作商業服務：救人是要付錢的，就像去年發生在某地的大學生溺水事件，漁民不給錢就不救，連撈個遺體，也得先給錢，給足了。 “在商言商”，你要賺錢，先得從我這里過，辦個證再說，讓人隨便下水救人賺錢，誰還會花700元錢來考這個 “救生資格證”？

按正常道理來說，任何一個地方的政府及其公務員都不可能這樣唯利是圖，一心做傷天害理的盤算。遇到民眾有難的情況，他們一定會身先士卒，有危險，也要搶在前面；在力有不逮的時候，一定會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搶救；在公民忘我救人的時候，一定會主動幫助，事后還會大張旗鼓地表彰獎勵；如果出現意外，一定會善待家屬，撫慰英雄在天之靈，絕不會讓英雄流血又流淚，絕不會讓高義之人灰心傷心寒心，絕不會讓一個地方變得蠅營狗茍，風氣敗壞。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只是道理，而道理并不一定在哪里都行得通——比如，在救人還需要“行政許可證”的地方。

（作者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