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啟動本案再審的法律依據是《刑事訴訟法》第204條、205條，其中規定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的，應當再審。正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所說：“就生效判決而言，不是原則性的錯誤，不應該啟動再審，否則司法就沒有了嚴肅性和權威性。”

誠然，可對“適用法律錯誤”作擴張解釋，認為量刑畸輕也屬此類，也可提起再審。但這樣，再審程序啟動的設定就過寬，導致再審有很大隨意性，沒有什么判決是終極性的——只要有足夠的網絡板磚和口水，這勢必耗費極大社會資源用于翻案、上訪，也會顛覆二審終審制。

美國司法制度也是尊重終審判決的，1993年聯邦最高法院在一起判例里主張：憲法并不保障各州已經定罪的在押犯不被執行死刑，即使有新的無罪證據，因為這種翻案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是必然的。

我國《刑事訴訟法》進入了修訂期，刑訴法被喻為應用型憲法，它以程序正義保護公民免受公權不法侵害。程序正義有時會保護“壞人”，比如美國警察抓人之前必念的“米蘭達通告”，其實，米蘭達就是前科累累的罪犯，但這并不影響“米蘭達通告”保護千萬無辜的嫌疑人不受威逼誘供。

程序正義是現代公民應有法治意識，李昌奎的極刑固然讓有些人欣慰，但再審程序的隨意性，亦值得警惕。

其三，今年從藥家鑫案到李昌奎案，正反兩面，給了我們對于死刑、司法與民意互動更廣泛的思考空間。李昌奎的死，可能是民意所歸，但這不意味著“民意的勝利”，輿論監督應該知道自己的邊界在哪里，有權監督司法，但無權替法院行使審判權。之前，藥家鑫案已經得到澄清，他也從“軍二代”變回普通大學生——輿論并不等同于正義本身。

如果李昌奎案樹立了一個標桿：民間對終審案件有質疑，法院就必須再審，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結論”，那并非法治之福。我們需要一種輿論與司法之間的良性互動：法官既應堅守獨立審判，也需接受公眾監督，時刻想想這種判決能說服大家嗎，經得起圍觀嗎？才不致倉促改判，損害司法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