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社會貧富分化本身并不是主要問題。畢竟社會分配不可能也不應做到絕對公平，擁有更多知識和技能的群體理應獲得更高回報，否則社會將失去向前發展的動力。而在當下，中國亟待解決的重要社會問題是，彌合不同收入群體間的對立心態、建立起公平的身份互換渠道，是為社會維穩的必要舉措。

其實，貧富分化是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都必須面對的社會現象。在聯合國2010年發布的報告中，美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程度名列第二。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民調結果卻顯示，79%的受訪者表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認為他們羨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他們憎惡富人。顯然，美國民眾并沒有表現出普遍的仇富心態，因為美國富人大都是憑借過人的能力與奮斗精神實現創富。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的遺產稅起征點比較低、稅率較高，減少了代際財富傳承的力度；另一方面，美國公務員的行為及待遇受到了嚴格的外力監督，今年7月1日白宮政府雇員的薪資被官網詳細披露就是一個例證，這能夠在客觀上提高官商地下聯手的風險。經過這些法律制度過濾之后誕生的富翁，無論是微軟的蓋茨還是沃爾瑪公司的沃爾頓家族，大都成為民眾心目中的學習楷模而非仇視對象。美國輿論界認為，通過個人奮斗，人人皆有成為富人的公平機會。

相形之下，中國各收入階層間的流動卻呈反向黏著之勢，此前一直被視為改變命運的高考制度，其選拔優才、助推階層流動的功能也日漸褪色。那些在改革開放之初成功走過高考“獨木橋”的人士曾被譽為“天之驕子”，如今他們已成為中國各行業的精英。然而新千年以來，以大學擴招為主要標志的教育產業化所催生的高學費和低就業，導致農民子弟面臨著負債上學、畢業即失業的尷尬。由此，高考對低收入群體的吸引力大為降低，以至于在2009年爆發了“84萬應屆畢業高中生退出高考”的現象。而與此同時，家庭背景優越的年輕人，則獲得了更多的教育資源與更為廣闊的就業機會。其結果是，各收入群體之間似乎筑起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高墻，阻礙了階層間角色的轉化，讓個人奮斗失去了改變命運的激勵。

“寒門難出貴子”與“盧美美現象”并存，正是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公平兼顧不足的寫真。“富二代”要想不再被公眾仇視，關鍵就在于公平社會保障機制與發展機會，讓個人能力與奮斗能夠去改變生命軌跡，而不是讓代際財富差距更加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