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早些時候，比如2009年發布的“新非公經濟36條”等措施，都是為了刺激民營經濟發展，放寬了民間資本的行業準入，并有一些包括金融在內的政策突破。然而，擋在民營企業之上的“玻璃天花板”仍未捅破，與落實相關政策相適應的金融、鐵路、能源和市政公共事業等重點領域的改革進展緩慢，那么政策所起到的實際效果就需要進行評估。

客觀地說，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各不相同。一些企業在市場競爭生態下基于自身原因敗下陣，一些企業過于依賴國際市場難于及時調整，還有些企業則可能受到政策或經營環境的影響，對中小企業的扶持不是建立在不作區分的保障上。但比較不同企業的境遇，比如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得到的政策或金融資源不一樣，所以各個地方都說企業要“做大做強”，比如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區別可能更明顯。也就是說，還存在企業公平發展的問題。

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經營問題，是一個長期積累的問題，它根植于總體的經營環境、政策環境等。這次溫州企業債務危機，或許是一些深層次問題的一次集中表現，它應被視為一個預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