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一些地方確認低保資格時，曾經推出一些規定，家庭里安裝電話，擁有手機、空調、冰箱、汽車，生活水平明顯高出低收入，不能獲得低保。這顯示了對最低保障“保得其所”的關切，意在甄別受助資格，然而標準粗疏，對“生活必需品”的認定過于嚴格，例如安裝電話、擁有手機冰箱，在現代城市生活里應被視為必需品，而非可有可無，以之剝奪低收入者的受助資格，不合情理。

對大學生來說，抽煙、酗酒、賭博、在餐館大額就餐等，無一可視為生活的必需。非貧困的學生有這些習慣，人們可給適度的建議，但選擇終究在個人手中。貧困的學生有這些習慣，選擇當然仍在個人手中，但人們是否資助，選擇則在資助者手上。一個貧困學生既要保持不必要的消費，又要獲得他人的資助，是沒有道理的。

在低保資格中，還有一些地方規定低保戶必須參加義務的公益勞動。這就不是資助貧困，不是約束受資助者不得有哪種層次的生活支出，而是要求貧困者必須以何種主動積極的行為換取受保障的資格，從而使貧困受助的權利變成了一種交換性的事務，這是必須反對的。湖北經濟學院將資助貧困生與沒有抽煙、酗酒等不必要支出掛鉤，這并非要求貧困生必須努力學習以獲得優等學業、做模范學生等，應視為合適的要求。

貧困大學生中有多少人抽煙、酗酒、賭博？我并不了解，但想必不至于普遍。把這些行為排除在資助之外，既不會影響到多數貧困生，也不能說為難了貧困學生。但這樣的規定，可以表明資助的性質：它是助學行為，而且未附帶不合理的條件，它并不要求受助者必須做標兵、模范、優秀人物，或者必須與資助者有同樣的思想觀念和價值主張，只是強調資金必須用于完成學業而已。這樣的規定，是不應該被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