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與其給見死不救治罪，不如給見義勇為立法。

一方面，給見義勇為立法，顯然是為了彰顯真善美的高貴品質，這與現代法治精神完全契合。而同時，當給見義勇為者立法之后，見死不救的“生存土壤”，其實也在不斷緊縮。而另一方面，給見義勇為立法，還能確保英雄流血又流淚的悲劇。這可謂一舉兩得。

至于如何操作，可實施“拿來主義”。如加拿大安大略省頒布的 《見義勇為法》第一條規定：論習慣法如何規定，自愿且不求獎勵報酬的個人，不必為施救過程中因疏忽或不作為所造成的傷害承擔責任。而在新加坡的相關法律中，卻明文規定：被援助者反咬一口有重罰。這些“外國經驗”，在見義勇為立法上，其實是在免除救人者的后顧之憂，這般立法初衷，有必要加以借鑒。

當一次又一次見死不救事情發生時，當小悅悅還躺在重癥病房，尚未脫離生命危險時，對見義勇為的立法，應該提上議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