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胞胎”不僅炫耀財富更在挑戰法律

廣州一對富商久婚不孕，去年初借助試管嬰兒技術孕育的8個胚胎竟全部成功，夫婦最終找來兩位代孕媽媽，再加上自身共3個子宮，在去年九、十月份先后誕下4男4女八胞胎。目前，這個家庭共雇傭11個保姆照料八胞胎的生活起居。（12月19日《廣州日報》）

按照我國現行法律政策規定，這對富商擁有8個子女，顯然已屬嚴重超生。“游擊時代”的超生是“暗箱操作”，“特權時代”的超生是“明刀明槍”。說到底，富人敢于超生無非是“錢”在作怪。現行的經濟處罰，對那些日進斗金的富人來說，就像是“九牛一毛”。交了錢，超生也就從“非法”堂而皇之地變成了“合法”。拋開“八胞胎”濫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不說，這起事件對公眾的強烈視覺刺激所造成的破壞作用就不可低估。一方面，富人憑借自身的經濟實力與社會地位，逾越政策設置的障礙，讓超生在無形中成為他們的“特權”。另一方面，超生一旦成為特權，又勢必加大貧富差距拉開后的社會矛盾，使人們對法律政策的執行力產生質疑，必將給公眾帶來公平感的喪失和情感上的傾軋。

面對富人超生現象，筆者又想起了公眾廣為詬病的貪官輕判問題。前不久，《民主與法制時報》對近五年來縣處級以上貪官的量刑做過一個調查，結果顯示，貪污數額達到百萬、上千萬以上甚至超億元的貪官，被判死刑立即執行所占比例非常小；而全國被判決有罪的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貪官輕判不僅是對犯罪的縱容，其負面示范效應更讓正在腐敗或將要腐敗的官員心存僥幸。面對腐敗案件的頻發，我們很有必要認真思考，從定罪量刑中找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真正讓貪官們“罪刑相當”、“罪罰相當”。

不論是“富人超生”還是“貪官輕判”，都與法治社會確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準則相悖。試想，如果對富人的超生處罰像讓工薪階層失去工作、失去經濟來源一樣嚴厲，廣州這對富商還敢公然將“八胞胎”作為他們炫耀財富、藐視法規的特權嗎？同樣道理，加大對貪官的處罰，使他們在政治上身敗名裂，經濟上撈不到半點好處，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腐敗分子還敢“前腐后繼”嗎？世界法律發展史上有句名言：法律不得使違法者通過違法行為而獲利。“富人超生”和“貪官輕判”這看似毫不相干的兩種現象，告訴我們同一個道理，制定執行法律和政策，必須使強勢群體的違法空間變得狹窄，直到完全壓縮，才符合社會公平和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