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治理需要監管前移

“裸官”需要“裸管”，治理須從兩個方面破題：干部人事制度需增進民主化、官員監督要落實陽光化。

4日，廣東省委十屆十一次全會舉行小組討論，代表們充分肯定《中共廣東省委關于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討論稿）中“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的規定。

“裸官”不得擔任黨政正職、重要敏感崗位領導，廣東再一次敢為天下先，再次彰顯廣東先行先試的膽識。

“裸官”現象由來已久，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原廈門市副市長藍甫、陜西省原政協副主席龐家鈺、溫州鹿城區前區委書記楊湘洪，到新近被曝光的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兼運輸局局長張曙光，十多年來“裸官”一次次刺痛公眾的眼睛，一次次往民怨的“堰塞湖”中注水。到了今天，整條“裸官”生產的“流水線”過程已無秘密可言，有關部門也曾嘗試“裸官”治理，可惜成效欠佳。

禁對“裸官”委以重任，可視作降低“裸官”風險之嘗試，它的成效如何，能否達到制度制訂者的初衷，仍有許多不確定因素。一方面，囿于目前的信息公開程度，判斷一位官員是否屬于“裸官”仍有難度；另一方面，就現行的人事任用制度，禁止“裸官”任黨政正職、重要敏感崗位領導未必能化為現實。如張曙光，早在許多年前就是名符其實的“裸官”了，照樣官運亨通，直至權傾一方，成為巨蠹。退一步說，只要是“裸官”，心存撈夠了就溜的邪念，不任一把手，當二把手、三把手，一樣貪贓枉法。巨貪楊光亮不過茂名市常務副市長，非法收受他人錢財過千萬，還有數千萬財產來源不明。

“裸官”治理，有兩種思路可供參考，一是監管后置，堵住“裸官”后路，不讓“裸官”有機可乘；一是監管前移，讓官員沒有機會成為“裸官”，從而免除后患。兩種思路，雖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有時需要雙管齊下，“前”“后”夾擊，但還是存在一個孰重孰輕、孰先孰后的問題。從治理的成本效益角度，后者需要被置于更顯眼的位置。正如《黃帝內經》所言“不治已病治未病”，事前防范遠勝于事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