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球獎救贖不了的《金陵十三釵》

在陳述《金陵十三釵》的拍攝動機時，張藝謀說：“嚴歌苓的這個小說在這種空間很小的地方，有了新的突破。以小女孩孟書娟的視點展開敘述，就是一個突破點，它非常值錢。小說讓我想到一個定格的畫面：通過彩色玻璃，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走進教堂。我為這個獨特鏡頭而激動。”（2011年12月16日《南方周末》）

無論張藝謀在《金陵十三釵》中注入了多少“愛國”、“全球”和“人性”的色素，《金陵十三釵》給予全球觀眾的，就是這個“通過彩色玻璃，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走進教堂”的在歷史非常災難中的“粉色鏡頭”。在30萬中國人被日軍屠殺、一片瓦礫的寒冬十二月的南京城，還有一座天堂式的教堂在彩色玻璃背后展演著會說英語的中國女妓衫薄裙輕、酥胸半裸的“秦淮景”——這就是張藝謀為之激動的南京大屠殺的“獨特鏡頭”。

從張藝謀的創(chuàng)作談和電影的畫面效果來看，他不是沒有下足工夫，但是工夫都下在這個“秦淮景”的粉色中了。張藝謀想獨創(chuàng)一個“妓女救國”的“新畫面”，但是這個畫面上只有“妓女”的出位，沒有“救國”的誠意。美國有電影批評家認為，《金陵十三釵》是一部華而不實、缺少藝術誠意、充斥低級噱頭的大雜燴式的肥皂劇，確非誣言。從《金陵十三釵》的實際成效看，我們可以直白地講，——以其才、其識和其志，張藝謀轉不過妓女這個彎。

一部電影的優(yōu)劣，自然是不能以角逐國際大獎的成敗而定。但是，《金陵十三釵》以“一切都向好萊塢看齊”的追求而在美國遭受的批評和抵制，相比較于《別離》向觀眾表現(xiàn)的電影家對生活真實的尊重和電影藝術的誠意。因此，1950年出生的張藝謀導演能否從1972年出生的法哈迪導演身上借鑒到一點積極的電影精神呢？

我認為，對于那些如《金陵十三釵》一樣標舉“一切都向好萊塢看齊”的“全球化”旗幟的中國電影，《別離》給我們兩點重要的啟示：其一，中國電影的發(fā)展，需要的是立足于本土的國際化視野，而不是盲目模仿的“全球化”技術；其二，在這個高技術化的時代，堅持現(xiàn)實主義精神，即真誠關注社會人生，是電影生命的根本之源。如果中國電影家能夠從目前以投資昂貴為“大”、以包攬國際明星為“強”的誤區(qū)中走出來，能夠以深刻的誠意，進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中國生活的感受和追問，中國電影的未來必然別有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