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協商份子錢不如引入香港模式

2月27日，交通部、人社部、全國總工會要求，3月起，全國推行出租汽車企業員工制經營模式，代替承包掛靠制。今后，出租車份子錢將集體協商。減免休息日份子錢，保證出租車司機每周休息1天。交通部副部長馮正霖說，近年來發生多起群體事件多與權益未得到保障有關。（2月28日《人民日報》）

近幾年來，全國多座城市發生出租車罷工的群體性事件，共同誘因主要在于兩點，一是在出租車管理的承包掛靠制下，出租車司機向出租車公司繳納高昂的份子錢，嚴重擠壓了屬于出租車司機的經濟利潤空間，影響了出租車司機收入，尤其是在油價不斷上漲的環境下更為突出。另一是社會上的黑車數量過多，由于黑車價格便宜，搶占了合法出租車司機的大量生意。

推行出租汽車企業員工制經營模式，代替承包掛靠制，實行份子錢集體協商制度，應當說，的確有助于降低目前過高的份子錢標準，減輕出租車司機的經濟負擔，保障和提高出租車司機利潤和收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轉出租車公司與出租車司機之間的權利和責任之間的不對等現狀。不過，變承包掛靠制為企業員工制經營模式，只是換湯不換藥的做法，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出租車公司擠壓出租車司機利潤空間的狀況。畢竟出租車牌照控制在出租車公司手中，廣大出租車司機在出租車公司面前依然處于弱勢地位，份子錢仍然只能由出租車公司說了算，而不是司機集體說了算，這一點在資方強大的眾多企業已經表現的很明顯。

再者，份子錢集體協商只是看上去很美，在實際落實中恐怕很難。一方面工會組織呼吁職工與企業進行工資集體協商，但是到目前為止，效果很差，基本沒有，這也很難讓公眾相信集體協商制度在利潤豐厚的出租車行業推行開來。另一方面份子錢集體協商并非新提議，早在2008年重慶、三亞發生罷運事件之后，中華全國總工會就發通知要求出租車企業組建工會，推動份子錢集體協商制度。但是結果都知道，通知淪為一紙空文，根本沒有落實，因為完全落實不下去。

筆者認為徹底改變當下出租車行業的生存現狀，避免出租車司機與出租車公司之間的利潤沖突引發大規模群體事件，影響公眾出行，最有效的途徑不是實行份子錢集體協商，而是學習和引入香港的出租車管理模式，改革當下內地的出租車管理模式。一方面政府根據市民出行需求控制出租車牌照總量，既避免出租車過多堵車，也避免出租車數量不足影響市民出行。另一方面市民個人或公司都可以作為主體自由進入出租車行業，只要有能力買到出租車牌照，就可以從事出租車營運業務，進行自由競爭，使得一些出租車司機成為出租車真正的老板，為自己“打工”，降低經營成本，以保障出租車司機的最大利潤，還能減輕乘客負擔。同時，政府開放出租車牌照自由買賣業務，價格自由浮動，不過實行最高價限制。當然出租車行業的監管以政府職能部門和出租車行業協會監管為主，改變由與出租車司機為利益共同體的出租車公司管理出租車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