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權力應該遠離隱性執法

3月8日下午，長沙市民尹默三駕車欲與朋友聚會，中途搭載了兩名男子。行駛途中乘客突然表示他們是運管執法人員，將車輛扣押，隨后對尹默三處以三萬元罰款。而尹默三解釋稱，自己是做好事，沒想過要真正收錢。（3月29日《中國青年報》）

老百姓痛恨釣魚執法，因為這種執法陷阱隨時會傷害合法權益。但另一方面，執法部門查處黑車又存在取證難問題，如果完全禁止依靠另類手段來調查黑車，那么黑車幾乎沒法可以查處。這個矛盾如何解決？筆者以為，執法者可以以普通群眾身份，“隱性”調查取證和舉報，但不能搞隱性執法和釣魚執法，這其中的邊界一定要把握好。

新聞中，讓人無法忍受的是運管執法人員謊稱要去“青竹湖”。在并非處境危險的情況下，執法者公然撒謊，無論如何都顯得不妥。因為有了撒謊在前，所以我認為隨后的整個執法行為都喪失了正當性。

在我看來，如果是刑事案件，公安機關可以采取臥底等方式來獲得證據，但行政權力不應擁有這樣的特權，所有行政權力的行使都必須在陽光下透明地進行。

如果在查黑車問題上，運管部門對隱瞞身份的做法感到難以割舍，我建議執法者以普通乘客身份調查、舉報。這種做法既不同于執法部門雇傭“鉤子”查黑車，也不同于執法者隱瞞身份搞“欺詐”；前者因為經濟利益誘惑，會導致錯案叢生；后者不僅有損公平，也讓人對執法部門的公信力產生質疑。當然，并不是說普通乘客可以搞隱性調查，而是因為這么做是以“當事人”身份舉報，也就不存在公權力是否隱性執法的問題。

既然是以“當事人”身份舉報，那么在程序上就應按正常的舉報程序來進行，執法人員上車前不明示身份，就應視作非職務行為，上車之后再表明身份，顯然缺乏規范。另外，還要注意的一點是，不管以什么身份來取證黑車的存在，都應避免“誘惑”手段的使用。

在報道中，如果執法人員先提價錢及隨后加價確是事實，我以為這其實就是一種“誘惑”，可能司機本來是想免費助人，但在“誘惑”下改變了主意，把這樣的偶然情況叫黑車運營，恐難以服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