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女工“三期權利”亟待法律給力

小傅懷孕了，出現“先兆流產”，醫生建議休養，她向公司申請辭職，卻遭拒，只好堅持上班。之后，她突然流產大出血，公司立即給她辦了辭退。昨天，小傅打進導報熱線稱公司的做法讓她寒心，希望討個公道。（4月19日海峽導報）

懷孕了多次請辭被拒，上班致流產立即被辭退。這樣的現實令人心寒，眾所周知，女性“三期”是自身生理的特殊時期，在這些“特殊時期”里，女性最需要的是理解、關愛和呵護。然而，現實中，女性不僅要面對或明或暗的就業歧視，甚至婚后什么時候生孩子也成為許多女性的糾結。

為什么生孩子也令女性糾結？其中關鍵原因就是擔心生了孩子，也失去工作。小傅便是現實例證。小傅的例證不是個例，而是許多遭遇類似經歷女性的共同困境。為何保護女性“三期權利”早有法律和制度規定，可現實中侵權事件卻一直難絕？

在筆者看來，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除了維權難之外，關鍵是對侵權者（用工單位）缺失法律懲處。就說小傅，懷孕請辭不批，上班致流產立即被辭退。不僅如此，住院期間，小傅的醫保卡也被停了，很多項目不能報銷，至今還有5000多元醫藥費沒有結賬。找公司論理，公司的董事長居然說，小傅不是公司的員工。還說一切“按勞動法的規定處理”。公司為何如此冷酷無情？關鍵是即便按照勞動法處理，公司最多也就是賠償一點錢而已，換言之，公司盡管侵害了小傅的“三期權利”，在賠償之后，沒有任何其他“損失”。

正是因為對用工單位侵害“三期權利”缺失后續的法律懲處，使得用工單位沒有侵權“后顧之憂”，在侵權時也就理直氣壯，甚至“倒打一耙”。如果拖得被侵權方因“拖不起”而退讓，連賠償也不用，何樂而不為呢？

相較于用工單位，勞動者是顯然的利益博弈弱勢，女性就更顯弱勢。本身就處于權利弱勢地位，維權又難，再加之用工單位侵權沒有“后顧之憂”，可以想見，女工“三期權利”是何等之嬴弱。為了治理農民工討薪難，對惡意欠薪行為已經入罪。由此我想，既然能對惡意欠薪入罪，對惡意侵害女性“三期權利”也應入罪。相較于惡意欠薪，惡意侵害女性“三期權利”同樣是對勞動者權利的粗暴踐踏和社會文明的肆意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