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們一起赤膊的日子

高考時節熱烘烘，老師家長欲掉魂；欲問吊瓶赤膊故，因為要進大學門。

前幾天網上驚現“吊瓶班”，據說是一人一瓶氨基酸，昨天又爆出了“赤膊班”，十幾個男生個個赤膊上陣，在教室里做苦讀狀———因為班里的女生在為他們拍照片。他們是惡搞作秀還是所謂常態化已經不重要，他們即使是惡搞作秀也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官員可以秀，明星可以炒，我們的學生哥學生妹為什么不可以？

表達和圍觀是互聯網催生的一種社會現象，高考時表達辛苦，畢業時表達放縱，現在的學生已經完全知道怎么表達和怎么贏取圍觀，娛樂化地講述自己的故事和訴求，這是網絡文化的特征，甚至可能是中國網絡文化的特征。不論艱辛還是快樂，都不能正兒八經，相信吊瓶班、赤膊班之后，還會有更吸引眼球的高招，但最后我們感受到的還是對高考制度的無奈和依賴。

說無奈，是我們都知道高考是中國應試教育的總閥門，人人都有一大堆不滿的理由但卻找不到人人滿意的改革方案；說依賴，是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高考所隱含的“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雖經35年風風雨雨，較之其他的“在××面前人人平等”更靠譜，更持續，更讓老百姓感覺可信。

對于平民百姓子弟來說，我們已經找不到比高考更具公平性的更普遍有效的社會原則和傳統。35年來，已經有兩至三代人參加了全國高考，每到高考季，全社會都對高考生予以期望和關懷，保持考場周邊的安靜，“快遞”遲到的考生，點點滴滴的感動都在證明，我們的社會其實都在悉心維護這個傳統，盡管它已經飽受不正風氣的侵蝕。

吊瓶班也好，赤膊班也罷，應試教育體制下學生的沉重與辛苦讓我們心痛，但是我們對應試制度的改革必須慎重，口誅筆伐容易，讓學生們輕松起來也不是無法企及———在現實的環境中，找到一種不損傷其公平核心價值的改革路徑卻非常困難，當形形色色的“素質”門檻替代分數時，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會是哪些人，我們心里都清楚。

改革必須是自上而下的，這不光是說改革要從上層推動，而是我們教育改革、醫療改革，等等等等，都必須在政治體制改革之后，才有公平的框架，才有公平的進程，才不會為權貴和利益集團包裹私利而污名。

赤膊班的學生們可能更多的是在表達他們拼搏的狀態，讓他們在高考之前批判應試教育是不厚道的，一茬一茬的年輕人為這個制度付出了很多不該付出的東西，作為過來人雖然心有戚戚焉，卻也只能希望他們將來不要忘記：“那一年，我們一起赤膊的日子。”　　　　　　　　　　　

□銳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