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毀容案中的媒體倫理問題

合肥少女毀容案一審宣判結果出來了，被告獲刑12年零1個月。很多“看客”并不滿意，喊打喊殺的戾氣又一次充斥在網絡上。

回顧整個案件的報道，應該特別注意到，為了追求“新聞”效果所帶來的社會危害。

陶汝坤火燒周巖一事，從事發后開始計算，籍籍無名了幾個月，突然爆紅。這得益于媒體苦心孤詣貼上的幾個標簽：首先必須是“官二代”，以刺激民眾心理。第二是男對女的情殺，女方必須得漂亮，且一定要純潔，以刺激民眾對于弱者的同情和對無端毀滅美好的痛恨。第三，事發之后，施暴方的反應必須是蠻橫，惡劣。

至此，一件普通的人身傷害案，因為施暴一方“極其可惡”的標簽立竿見影地火了起來，其他一些基本情況都被選擇性回避。 日前，不少媒體又以“陶汝坤被輕判”這個簡單粗暴的判斷為噱頭，開始了新一輪的新聞效果營造。

剔除所有的事件標簽來論，一個未成年人有意造成他人嚴重燒傷，傷殘程度五級。根據刑法規定：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一人重傷，造成六級嚴重殘疾，除依法應當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外，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即使不考慮本案嫌疑犯未成年人的身份，十二年零一月的量刑也不算輕判。更何況，判案只須嚴格依法，以法律為準繩，本無所謂輕重。

絕大多數媒體在這一系列報道中，選擇性地只采訪當事人中的被害者一方，而對加害者一方的陳述不加理睬，難道加害者沒有任何說話的權利？執一面之詞的報道，很可能意味著預先設定乃至引導大眾情緒的表現和走向。不光這一事件，很多事件中的媒體表現都表明，媒體倫理和傳播道德應該得到深刻的反思與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