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酒風之“風源”

一位化名為趙先進的基層官員談“官場酒經”的文章，被多家報紙刊登，我的話題由此文引發。

趙先進說,在北京開會的日子里，他的頭腦基本上沒有清醒過。粗略地算了一下，他的肚子里每天要灌進去2.5公斤酒，包括白酒、紅酒和啤酒。不僅如此，他喝酒的時候，“一只手里拿著藥，一只手里抓著酒瓶子”；“還有人更厲害，有心臟病的，懷里揣著救心丸，喝酒的時候一點也不少喝。”喝酒原是一種享受，所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然而，如此喝酒，簡直就是受罪，很有點冒著身家性命之風險的悲壯，離官場遠一點的人或許很難理解。因此，有必要探求一下這種官場酒風之“風源”。

這篇文章說，這次去北京招商引資，對趙先進來說是硬任務，必須完成，招待不好誰來投資？趙先生自己則說，北京之行“戰果”頗豐，有幾個投資項目已經達成意向，同時，還結識了一些北京的領導。無論是從動機，還是從后果看，他都“喝死也得往上沖”。于是我想，假如投資項目能否達成意向，并不取決于包括一些北京的領導在內的某些官場人士，而確實經過實地考察、科學論證、公開競標、平等洽談，趙先進們犯得著“手里拿著藥”，“懷里揣著救心丸”去玩命嗎？

趙先進在當地喝酒另有一種心態，他說：“有領導在場，你給領導敬酒的時候，總不能端著一杯水敬吧？也不能說‘領導干了我隨意’吧？”他覺得自己有“一種奇怪心理：向領導敬酒時，如果領導一口干了，他心里會升騰起一絲暖暖的感動；而如果領導只是隨意沾了沾，心里會有一種小小的失落”；他甚至覺得自己“仕途不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酒量不夠大”。有這種感覺的，當然不只是趙先進。于是我想，假如官員仕途的暢與不暢并非由某些領導說了算，而是講求實績，尊重民意，趙先進們或許不會在自己“一手拿著藥，一手拿著酒瓶子”的同時，還得那么在意領導是“一口干了”，抑或“只是隨意沾了沾”。

趙先進每天要灌進去的2.5公斤酒中，是包括白酒、紅酒和啤酒的；白酒之中，茅臺酒得天獨厚，是最受寵的。對此，趙先進也有他的見解：“你說茅臺酒到底有多好喝啊？說實話我真喝不出好來。那為什么喝它呀？因為它貴啊！”因為它貴，方才顯出宴請者的誠意。因為敬茅臺酒能夠體現誠意而飽受官場酒宴青睞，又使它的價格暴漲。不僅是茅臺酒，敬別的酒也“只選貴的，不選對的”，據說現在有一種洋酒叫拉菲，比茅臺酒還貴。這樣貴的酒，還要拼著命去喝，自與埋單的冤大頭是“阿公”有密切關系，這叫“公款吃喝”。假如讓他們自己掏腰包，一個月的工資，能喝幾回呀。

由此種種可見，官場酒風的“風源”，在于缺乏制度的管束與必要的監督。這個問題不能解決，才使禁止公款吃喝禁了幾十年——在我記憶中最早被曝光的是1980年北京豐澤園的公款吃喝，即使“小步快跑”，也早就該達標了——卻是越堵越烈，以至形成了這種頗具中國國情的官場酒風。地方禁酒令時有所聞，發令者或許動機不壞，但恕我直言，僅僅停留在禁酒的層面去禁酒，這種官場酒風不能改變，公款吃喝之風也杜絕不了。

話說回來，像趙先生這樣的當事人，也得找找主觀方面的原因，不能將一切歸咎于制度與監督。人在官場，有些許升遷之念，可以理解，但用這種方式，以至于冒著身家性命的風險去求升遷，卻是很不值得的。倘若我是領導，看到屬下居然“一只手里拿著藥，一只手里抓著酒瓶子”給上司敬酒，除了嚴肅勸阻，還會從內心感到悲哀。(福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