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撈尸要價”可恥，“卸責諉過”可羞

在濟南章丘繡源河有一青年男子溺水，按理說應該先把人打撈出來，可沒想到的是打撈費用竟然一天三萬，拿不出錢的老父親，無奈自己跳水尋兒。（6月16日 新民晚報）

開口就是“一天3萬”，這一次，民間打撈救援隊無疑又成了千夫所指的對象。但男子溺水后最先趕到現場的是110民警、消防隊員，因為“天黑”、“不懂水性”，所以“不敢輕易下水”，這才聯系了打撈救援隊，既然如此，那就不能排除人家系出于逆反心理才有此語——憑什么你們該救而不救，我等卻要冒險下水而不收分文？標出高價或許只是意在嚇阻，實質是不想撈尸。

再來看打撈救援隊，既然是基于市場需求而組建，“撈尸開價”似乎并無不妥，錯就錯在價碼高到離譜，性質就變了，喪失了對生命的顧惜、對同類的起碼同情心。設身處地想一想：民警和消防隊員所面臨的險境，打撈救援隊的隊員們同樣要面對，他們怕死，人家也怕，無非水性好些，經驗多些，作業風險與期望獲得的報酬是應成正比的，達不到開出的價碼，他們完全有權選擇不做，他人無由置喙。你可以指責這不高尚，但他們并無法定義務“必須”下水撈尸。

因此，關鍵是“該誰撈”；然后才是“價碼是否過高”。一味地譴責打撈救援隊，將他們存在的現實合理性予以一筆勾銷，到頭來弄得也許連有人想出錢撈尸都不可得，那才真正是社會的尷尬、國家的恥辱、文明的創深巨痛。話至此，這起紛議四起悲劇事件的主角也該重新厘定下了——那就是代表政府角色出現于現場的110民警和消防隊員們。其實他們已在現場，但卻未能恪盡職守。

公安部印發的《110接處警工作規則》之第四章，將“發生溺水、墜樓、自殺等狀況”，明確列為了需110緊急救助的內容款項；其第三章之第23條，還規定“專職處警民警應當掌握基本的救人、救災及醫療救護

技能”。但他們在這起事件中連嘗試下水撈尸都不曾，表現出了在人民利益受損之際不應有的怯懦，有負于公安民警的神圣職責，至少是履責不得力、不到位。至于消防隊員，鑒于其主要負責火災的出警及處置，責任相對輕些，但也難辭其咎。

當公民個人生命居于危險之境，其親友自不待言，周圍人等也理當發揚美德，伸出援手，但毋庸諱言，他們也并無必須挺身而出、舍己救人的法定義務。過去幾十年來，我們把先進人物的模范行為和高尚道德奉為圭臬，的確大大拉抬了全民道德的整體高度，但因其部分偏離了人類天性中的自利、自惜、自愛成分，致使很多“高大全”式的典型，反而讓人覺得缺乏人性、高不可攀，很多人甚至因此竭力避免做好事、被宣傳，以隨大流、當一個平凡的人為榮。

因此，當公民個人沒有能力靠自力去打撈孩子尸體，政府應該責無旁貸地出現于現場，以第一責任人和主要協調人的身份來接手處理這一棘手難題，必要時甚至要代表公權方對漫天要價的無良、無德行為予以即時約束。相關的具體條款或許有待完善，但至少不應該卸責和轉嫁矛盾。這正是個體公民權益最孱弱、最需要政府出面的時刻。

“撈尸要價”可恥，但政府對公民身處危境之際缺位、失職，甚至有意無意地推責于人，也不遑多讓，堪稱可羞、可怕。一個公民不幸溺亡，卻連要個全尸都不能，這固然是親人之痛，也實在讓國家和事發地政府顏面無存。在“見義勇為”相關制度設計和具體規定的完善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