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量化”與“評分考核”背后的權力錯位

近日，羅湖區召開城市管理工作現場會，公布了羅湖區市容環境綜合考核實施方案。該方案將市容精細化管理，分為數字化城管、專業部門、媒體監督和社會滿意度等部分，各部分按比例分條目打分。而市容秩序中流浪乞討人員救助一項，占10%的權重。流浪乞討、露宿人員出現在主干道（嚴管路），次干道（重要路段）和其他城市道路（控制路段），分別給予2分/人，1分/人和0.5分/人的扣分。（7月2日《南方日報》）

“量化指標、考核評分”本是政府部門規范公務人員工作程序，提升質量效率的重要舉措，然而，這樣的考核方式一旦被運用到城市管理的過程當中，就可能會發生權力錯位所導致的一些社會問題的發生。

乞丐問題，由來已經，無論是多么發達的國家，都永遠無法回避這一群體的存在。此次深圳擬推出市容環境綜合考核實施方案，將城市道路流浪乞討人員數量納入市容環境考核指標，雖然一定程度上能夠阻止流浪人員的無序行討，但這樣建立在量化考核下的制度，不僅會讓城管陷入兩難的境地，也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產生更大的問題。

實際上，簡單粗暴的遣散乞丐及流浪人員甚至還可能會觸及到法律的底線。2003年8月1日起施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公安機關和其他有關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發現流浪乞討人員的，應當告知其向救助站求助；對其中的殘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動不便的其他人員，還應當引導、護送到救助站。”

很顯然，收容管理比之遣散驅趕似乎能夠有利于解決行乞人員的歸宿。但遺憾的是，現如今不少地方大多卻是通過簡單粗暴的行為治理乞丐，這在一定程度上并沒有起到治標的作用，只要有窮人的存在，乞丐就永遠不可能被驅除干凈。而簡單地把指標考核和乞丐數量進行的掛鉤，看似能夠運用行政效力驅趕乞丐，但卻沒有從實質上解決問題。

不可否認，從“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跨越讓城市管理者對乞丐的治理更加困難，這種輕不得也重不得的治理現狀，才會在各地掀起層出不窮的另類治丐規定，但與此同時，仍有不少地方仍然探索出不少可供借鑒的經驗。依廣州市為例，自2005年8月起，不僅對乞討人員建立檔案分類管理，而且對流浪人員實行社區化管理，這在一定程度上，既打擊了“職業乞丐”的行騙行為，也維護了部分困難人員的行乞需求。即便是在2010年亞運會期間，也沒有發生因治理乞丐問題所存在的一些社會矛盾問題。

正如報道所認為的那樣，對流浪乞討現象的容忍度，考驗著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 事實上，深圳作為一座現代化的都市，理應秉承包容之心，否則就會陷入“城市潔癖”思維。在對待乞丐的問題上，除了要借鑒廣州等地以建立檔案管理、定期回訪的制度之外，更應該通過劃片乞討、提供就業崗位等方式解決城市乞丐的歸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