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公章的罪名下還有一個“真丈夫”

有些故事總能觸動人心最柔軟的地方。5年前，下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上尿毒癥；透析僅半年后，平素以拉摩的為生的廖某已花光了家中所有積蓄；為了“救媳婦”，廖某找人私刻了醫院公章，使妻子能免費透析；4年間，廖某以此方式騙取治療費17萬余元。日前，廖某因詐騙罪受審，檢方建議判處其有期徒刑3到10年；廖某承認了錯誤，并愿意賣房退賠治療費。對此案法院沒有當庭宣判。 （7月12日《京華時報》）

生活無憂的人，大概很難設想廖某的境遇意味著什么，以及面對病痛折磨中的發妻，“無能為力”會給一位丈夫帶來何種責任感上的重壓。在評價這位面臨刑責的丈夫之前，我們不妨問一問自己，如果是我，該怎么辦？多數人的答案想必都是一樣：希望妻子能夠得到充分治療。但如果得不到充分治療則又如何？至少，也要想方設法得到與他人等度的治療機會吧。不過，這樣的情況不會發生在多數人的生活之中，也沒有人會愿意身處廖某的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廖某的行為違背了法律，但在道義層面上，他有理由得到適當的理解和寬容。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廖某雖然收入有限卻不愿拋棄妻子，他這種不得已的無奈選擇多少也是人性光芒的另一種體現。

對一種行為的評價，在事實判斷之外，更重要的是作出價值判斷。所謂價值判斷，就是分辨某種行為的是非，再進行選擇。從道德抉擇的層面上講，價值具有多元化的特點，人們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形成一致的價值標準。不過，可以采取一種比較簡化的方式進行分析。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有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說“你自己不希望發生的事情，不要強加在他人身上”，這一原則無疑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共識。因此，從這個共識出發，我們不難在道義層面上對廖某的遭遇施以同情。

但事情畢竟需要通過法律的途徑做個了結。回到法庭上的話，法官又該如何宣判呢？可以看一些類似的案例。

1935年，紐約的一個老太太因偷竊面包受審，在庭審中她說，需要面包來喂養幾個饑餓的孫子，他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法官裁定，為秉公執法，將作出10美元的罰款，或是10天的拘役。這位窮苦老太太沒有能力繳納10美元的罰金，因此她愿意選擇拘役。旁聽的紐約市長拿出了10美元，然后對旁聽席上的人說，請每個人另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支付的代價，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面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市與社區。法庭上一片肅靜，在場的每個人都默默地捐出50美分，法官也拿出了50美分。另一個類似的例子，發生在2008年的鄭州，一位女子在一家超市偷竊了200元左右的食品，目的是希望兒子能吃好點；她對此表現出了無盡的羞愧，警察最終沒有對她進行處罰。

當然，任何人都應該尊重法院獨立判案的權力。面對廖某的案例，我們可以靜靜等待法官在法律條文與人情倫理之間作出裁決，但也不難想見，法官將面臨怎樣的糾結。話說回來，在這一案例中，法律層面上的事實及其處置措施是清楚的。如果要對廖某的行為做出一個判斷的話，那就是：于法，廖某是有罪的，于情，廖某其情可憫。

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提出過一個著名的道義命題：每個人都應當有免于饑餓的權利。他在全景式地考察了人類的大饑荒之后，痛定思痛地提出了這一觀點。若將這一命題擴展開來，在政策層面上，若還有一個人處于饑餓狀態，就應該馬上對他提供救助，因為從人道最高的價值來看，若有一個人處于饑餓狀態而得不到救助，社會就有共同責任。通過廖某的案例，我們有必要反思社會保障體系之中亟待改進的地方；同時，也希望社會慈善救助體系能夠及時介入，對當事人一家給予必要的幫助。

（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