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范“職務消費”究竟需要多少“禁令”

12月1日起，中央金融企業負責人不得違反規定用公款進行高消費娛樂活動，不得用公款支付應由個人承擔的住宅購置、住宅裝修、物業管理費等。繼今年5月發布國企領導人的職務消費行為監督規定后，昨日，財政部、監察部和審計署聯合印發《中央金融企業負責人職務消費管理暫行辦法》，頒布12項禁令。（《新京報》11月22日）

假如履職所產生的費用，全要自掏腰包，當然說不過去。對于金融央企的高管來說，無論是辦公、差旅，因履職之需而產生的消費自然少不了，這筆費用自然應由公司列支，而沒理由讓領導自己埋單。可見，假如看到“職務消費”，便懷疑“假公濟私”，甚至認定為“濫用公款”，其實也是一種誤解。

不過，職務消費固然有其存在的必要與合理性，但假如職務消費成了一個“筐”，啥都可以往里裝。職務消費成為“假公濟私”、“濫用公款”的幌子，自然絕非杞人憂天。既然如此，對于“職務消費”規定的細化與限定，當然也就不無必要。不難設想，有了《中央金融企業負責人職務消費管理暫行辦法》，無疑是明確了金融央企職務消費的范疇，而白紙黑字列出的12項禁令，更有望有的放矢的限制住打著職務消費旗號的中飽私囊。

平心而論，職務消費的明確與細化，固然要聊勝于無。相關禁令的發布，自然也不乏整肅金融央企職務消費的良苦用心。不過，細讀金融央企職務消費的“禁令”，還真是令人“大開眼界”。“不得違反規定用公款進行高消費娛樂活動，不得用公款支付應由個人承擔的住宅購置、住宅裝修、物業管理費”，居然也以禁令的形式出現，想必不會是空穴來風，而或多或少反映了當下職務消費的現實狀態。那么，職務消費何以會被用于高消費娛樂活動，個人住宅購置與裝修，何以也堂而皇之的成了“職務消費”？“禁令”的背后其實不難管窺隱匿于“職務消費”名下的諸多貓膩的亂象。

而按理來說，“職務消費”，顧名思義當然僅止于履職之需的費用，既然如此，即便不去事無巨細的列出細則，職務消費的范疇與邊界其實也不難基于常識得出。那么，高消費娛樂活動究竟與金融央企的業務有何相關性？領導的個人住宅與裝修是否只要不被明文禁止，便可以成為“職務消費”？恐怕更需追問。不難設想，假如所有的“非職務消費”，都要被一一列入禁令了，才有望從“職務消費”中被剔除，那么，禁令的條款恐怕將無窮無盡，甚至根本不可能有完成的可能。而以“職務消費”之名對公款的侵占與私吞，豈不也將永遠有機可乘，有縫可鉆？

不僅如此，有了禁令，是否就真的能令行禁止，其實同樣并不樂觀。假如缺乏嚴密的監管與審計工作，“職務消費”究竟有沒有被用于高消費娛樂，又是否成了領導的豪宅別墅，根本無從得知，也缺乏監督的機制和手段的話，空有禁令，其實仍然將“徒法難以自行”。尤其是當“禁令”僅僅是禁，卻并未說清違反禁令的后果與責任時，所謂“禁令”依舊不過是只“沒牙”的老虎。

一言以蔽之，“公款買房”的本質已是挪用私吞公款的犯罪行為，對于這一行為的監督與查處，其實只需依據法律辦事，而根本無需什么“禁令”來畫蛇添足，搖旗助威。既然如此，“職務消費不得公款買房”居然也要專門出禁令規范，倒是或多或少暴露出監管的“氣短”與治理的“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