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刑訴規則對接立法精神

要確保司法解釋不偏離立法精神，或許還需推行“開門解釋”的機制，將草案交由民眾公開討論，以提高司法解釋的正義性。

為確保新刑訴法正確貫徹落實，最高檢近日公布了修訂后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其中新增條文多達240條，修改內容總計超過原內容的80%。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的修訂，不僅為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提供具體行為指引，而且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立法設計的權利實現程度，尤其是對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尊重與保護水平。因此，規則雖然由檢察機關制定，實則直接關聯著刑訴法實施和公民權利保護。

從內容上看，修訂的規則體現了刑訴法保障人權的理念，在一些焦點條文的解釋上，也嚴格遵循了立法精神。如刑訴法關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規定，曾引起輿論對秘密羈押的憂慮。對此，刑訴規則堅持慎用原則，明確了指定居所應當符合的條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公眾的焦慮。又如，技術偵查措施是刑訴法賦予檢察機關辦案的“利器”，但也是容易傷害嫌疑人權利的“雙刃劍”，如何確保技術偵查措施不被濫用，需要司法解釋對其進行規范和約束。新規則從適用范圍、使用環節、批準手續、執行要求等方面，進行了比較嚴格的限制，符合立法追訴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價值追求。

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立法不得不尋求更為宏觀和原則性的設計，由此需要司法進一步予以解釋。但由于司法機關與立法機關出發點不同，司法解釋并不必然總與立法旨意相符。有時司法機關為了方便查辦案件，對權利沖突的斷決很可能偏離立法的正義性，而顯現出對司法便利的追求。比如，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刑訴規則就還有完善的空間，對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嫌疑人和被告人，一次問話時間多長應有明確規定；執行監居后24小時內通知家屬中的“無法通知情況”，也應進行明確，以防止其大面積消解執法主體的通知義務。

可見，作為“二次立法”，司法解釋擔負著“咀嚼”“細化”法律的重任，決定著能否將原則化的權利運送給每個人。要確保司法解釋不偏離立法精神，或許還需推行“開門解釋”的機制，將草案交由民眾公開討論，以提高司法解釋的正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