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助孤如何擺脫悲涼底色

張金嶺：蘭考大火事件，真正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社會的背面，以及生活在背面的中國人卑微的生存狀態。我個人覺得，蘭考的這場大火，燒出了中國社會的人道底線。判斷一個社會的人道狀況，只能從最低端看，哪怕你的宣言寫得再精美，只要還有孤兒生活在如此悲慘的境地里，我們一切主流語言的描述，都會黯然失色。樸素愛心不該承受不公正的雙重重荷

劉采萍：透過新聞我們得知，蘭考從警察到出租車司機到醫院大夫，都知道：碰到被遺棄的殘疾嬰幼兒，可以把他(她)交給袁厲害。在很多人心里，也是承認袁是個“好心人”的吧。但是，當火災燒死7名兒童這樣的悲劇發生時，質疑立刻涌來：她盡到責了嗎？她有這個能力嗎？甚至，她是真的為了孩子嗎？這樣的質疑也常常指向與袁厲害有相似經歷的人。為什么民間收養或救助，特別容易引起爭議呢？

李妍：袁厲害以一己之力，背負政府應該承擔的巨大公共職責，這是一種悲壯；撫育孤殘兒童，從一種道德正能量，到最后面臨“非法收養”的問責，這是另一種悲壯。

我覺得不僅是民間慈善救助容易引起爭議。對當下慈善而言，從官方到民間，哪個沒有引發爭議呢？公信力，幾乎成為普遍的問題。對袁厲害媽媽的爭議，其實也算是當下民間救助的困境：他們做善事，卻苦于沒有公共部門支持；自然，他們的行為也就沒有一個透明、公開的途徑呈現給大眾。不公開、無透明，從來都和爭議質疑相伴。所以對那些愿意真正做點善事的人來說，這很尷尬，也很傷心。

張金嶺：我覺得，哪怕是袁厲害有些缺點，只要她在收養過程中沒有故意對孩子造成人身傷害，也是可以諒解的。在當下的中國，誰肯為一群這樣的孩子付出這么多呢？我們有什么資格指責人家？哪怕生活條件差，但這些孤兒畢竟在她這里活下來了，生存權得到了保障。而保障公民的生存權，本來就是政府最重要的義務之一。

可以這樣說，如果袁厲害有缺點——— 比如孩子沒有得到很好的照顧，那也不應該追究袁厲害的責任，而首先應該追究地方政府領導人的責任。這個責任無論從行政上，還是從法律上，都應該很容易界定。當地政府沒有任何資格挑袁厲害的毛病，自己該干的事沒有干，推到一個公民身上，當地政府沒理由對一個公民提出道德要求！我看到一些輿論對袁厲害的挑剔，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有時很懷疑一些人，包括一些專家的是非判斷力……

劉采萍：她為我們這個社會、為公眾承擔了很多責任。有個記者跟我說“誰愿意養那些孩子，每個月給他1000元，讓他養一個月試試……”我估計沒有多少人真敢去“試試”。那么，人們承認他們的“大愛”，又為什么對這樣的形式無法放心呢？我覺得，政府的曖昧態度，是造成民間收養救助陷入許多困境的根本原因。政府的態度怎么個曖昧法？袁厲害們默默無聞、獨自行動的時候，政府機構往往漠視，甚至嫌給地方丟臉，；而一旦媒體關注多了，就趕緊做做樣子，如果央視報道了，馬上蓋房子給錢，倒成了一樁政績。這種態度的轉變令公眾很反感，而這份反感，有時又會延伸成對救助行為的不信任。

李妍：“要么不管不問，要么過度包裝”，除了損害民間慈善的公信力之外，還有一種結果：這樣的輿論造勢下來，許多參與救助的個體，不得不接二連三地去承擔自身不可承受之重。比如袁厲害，據說后來人們看到棄嬰，就直接交給她。她為盛名所累，即便早已超出了個人能力范疇，也不得不被動接受。

而在另一面，官方卻把持著救助的審批、資金等通道，輕易不向民間放開。比如袁厲害做的事情，當地幾乎家喻戶曉，可這么多年硬是連完整的收養審批都沒有，最后被扣了個“非法收養”的罪名。公共部門不做事，但是占著坑，結果民間人士想做，卻沒審批、得不到支持，甚至不能更好地得到社會資源的支持。于是想做好的也做不了，只能因陋就簡地維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