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跑輸GDP是一道民生考題

目前，已經有30個省區市發布了2012年G D P數據，其中24個省區市發布了去年的城鎮居民收入數據。根據統計，扣除物價因素后，城鎮居民收入實際同比增長速度高于和低于當地G D P增速的各占一半；盡管年初各地普遍提出了今年收入增長要超過G D P的目標，但是經濟學者對這些預期目標能否實現并不樂觀。他們認為，要實現 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關鍵要盡快啟動收入分配改革。（1月31日《經濟參考報》）

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番。居民收入與GDP增長將實現同步倍增，釋放出的民生信號讓人期待。改革開放30多年的高速發展也為居民收入翻番提供了物質基礎。但是，從半數省份城鎮居民收入跑輸GDP的現實情況來看，居民收入與GDP增長同步，十年實現翻番，任重道遠。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其實，亞當·斯密的話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勞動者奉獻了篳路藍縷的青春與汗水，獲取與勞動價值、社會發展相匹配的收入天經地義。盡管居民收入倍增可能會造成通脹壓力。但是，如果居民收入滯后于GDP增長，跑不贏物價，或者說貧富差距擴大，顯然不正常。居民收入十年倍增，關鍵要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兼顧公平和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縮小收入差距，讓居民收入跑贏GDP，真正實現還富于民。防止倍增變“被增”。

居民收入到底該如何增加，更貼近民生，更公平合理。需要一攬子的制度安排。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給收入倍增列出時間表，是一條途徑，但是政策關鍵在執行。對于工薪族來說，有待他們與用人單位在公平的勞資平臺上博弈，不能讓收入增長的好處被少數壟斷行業與老板、高管獨享，而讓落在后面的人分享“被平均”的虛榮。全面落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提高勞動者的議價能力。通過政府的強大執行力督促用人單位承擔社會責任。做好“控高”、“提低”、“擴中”工作，讓勞動者跑贏GDP，十分重要。

對此，政府應通過實際行動推動居民收入跑贏GDP。特別是效益不好的企業與中小型民營企業，要讓他們給勞動者漲工資，政府盡職盡責，避免企業因漲工資承受太大的壓力。雖說中央出臺了一些減稅措施。比如，上調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對金融機構與小型、微型企業簽訂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稅，對微型企業免征注冊登記費等行政事業類收費。但是從企業發展現狀來看，中小企業壓力仍然很大，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減輕企業稅費負擔還須繼續加力。

要讓居民收入跑贏GDP，除了漲工資以外，還需繼續加大惠農、扶農力度，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幫助他們盡快致富，縮小城鄉差距。

在具體操作上，除了在職職工、離退休人員漲工資以外，提高居民收入的路徑比較多。上海市政協委員刑普曾提出，給全國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以抵消CPI高速增長的影響。雖說發展成果不是靠全民發錢才能證明。但是全民發錢還富于民的思路可期。我們不奢望發達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待遇，但是在國家財力允許的條件下，政府拿出資金補貼民眾，減輕民眾生活壓力，值得認真去做。

政府在“提低”、“擴中”的同時，也要積極“限高”。人社部發布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顯示，我國企業工資分配的結構性問題突出，企業高管收入增長偏快，部分高管水平過高。同時，部分行業工資水平增長過快，水平過高，部分行業企業高管年薪上千萬元。因此，對于效益好、工資高的企業尤其是國企高管，政府要加強收入分配調節，打破既得利益格局，規范企業高管薪酬，抑制部分行業企業工資水平過高、增長過快的趨勢，縮小貧富差距。

政府除了做工資、補貼“加法”以外，還要做“減法”，讓民眾享受公共服務少掏錢不掏錢。比如，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公共事業投入，補齊公共服務與社會救助短板，提高公共服務與社會救助水平。讓民眾少掏腰包，也是在間接幫助民眾收入跑贏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