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勞動爭議處理的“馬拉松”癥

49歲的朱曼，是沈陽大東區一家私營口腔診所的勤雜工。僅為被拖欠的千元工資，今年一個月里奔走于三家部門陳述情況、填寫表格、搜集材料，年前的結果是——被告知需要辦9種證明，否則解決不了。朱曼感覺自己像個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身心俱疲但白費工夫。她想不通，區區1000多元的工資，怎么就解決不了？（2月2日《新華網》）

不要說作為當事人的朱曼想不通，筆者看完報道也是一頭霧水，在這9份證明中，其中一些叫朱曼拿出來比登天還難。比如，像解雇書面證明、考勤卡、工資單明細復印件等，理應由相關部門主動搜集取證，朱曼出面讓欠薪老板主動提供，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朱曼等被欠薪者頻繁遭遇“彈簧門”，不僅表明中央三令五申不準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嚴令沒有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實，也將相關部門“踢皮球”式的工作作風暴露無遺。

近年來，由于討薪而導致的惡性案件常見諸報端。這固然與一些農民工自身法律意識淡薄有關，但直接的原因是維權的無奈——不論是司法部門還是行政機關都沒能及時把屬于他們的工錢“拿回來”。前不久，國內某知名網站對進城務工人員權益保障問題進行專題調查。結果顯示，一方面農民工勞動爭議案件呈逐年上升趨勢，另一方面務工人員維權之路卻如同跑“馬拉松”。

不妨以勞動爭議案件中最常見的工傷賠償為例，看一看處于弱勢地位的務工人員維權之路的漫長：工傷認定一般需要2到3個月，如果業主對工傷認定提出行政復議，則要5到8個月，勞動仲裁“塵埃落定”一般都得耗上半年以上時間。如果對仲裁裁決不服，務工人員還不得不走上司法訴訟之路。而打官司一般要經過4到10道程序，花費時間至少要1年，有的要耗3至5年，甚至會變成沒有結果的“無尾案”。由此看來，用跑“馬拉松”來形容當前勞動爭議處理的實際狀況，并不為過。

勞動爭議案件一般標的不大，但具有“小而急”的特點。勞動爭議案件處理的“馬拉松”狀態，就好比“急病人碰到慢郎中”，既難以解決務工人員的實際問題，也給政府執法形象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改變這一狀況，需要著力解決勞動監管流程與實際用工現狀脫節的問題，需要加大對維權部門的問責力度，更需要修改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降低農民工維權成本。可以借鑒一些發達國家的做法，盡快出臺勞動爭議處理特別程序方面的法律規定，讓處于弱勢地位的務工人員維權之路更加便捷高效。

討千元欠薪竟要九份證明，反映出的社會問題更應引起我們的深思。一個和諧的社會，至少應當是一個人人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社會。如果上億的進城農民工失去了這種保障，那么整個社會將缺乏安全感。該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根治勞動爭議處理的“馬拉松”癥了，要知道，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其實就是在保護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