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社會信任要把“信績”當政績

劉道偉/畫

“目前,中國社會的總體信任進一步下降,已經跌破60分的信任底線。人際不信任進一步擴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調查者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只有兩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社會心態藍皮書《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2-2013》發布之后,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2月17日《中國青年報》)。

且不說一個基于7個城市不到2000份樣本的調查結論是否能客觀反映出中國社會的總體信任狀況,但相信不少人如我一樣,會認同藍皮書揭示的問題,絕不是危言聳聽或夸大其辭。

止滑信任危機,提振社會信任,看起來又是一個“人人有責”的社會問題,而透過現象觀實質,我卻以為它同樣是個“政績問題”。近些年來,在局部地區和一定范圍,人們對商業、企業信任度的日益走低以及官民、警民、醫患、民商等社會關系不信任程度的漸趨加深,無不映襯著監管透明不夠、執法打擊失嚴,乃至一些政府官員不作為、亂作為或是濫用職權、貪污腐敗的“權力失信”。

不管什么時候,社會信任的核心,首先是公權力的高度可信。假如“有毒食品”防不勝防,“虛假慈善”欺誆民眾,或是助人為樂常惹官司,特權享受觸目皆是,試問“民信指數”何能“奇葩”一朵、獨善其身?

提振社會信任須強化“信績考核”。換言之,對于一個地方、一位官員的考核考量,不妨試行先問“信績”、再看政績。“信績”較之政績更為重要,一個“信績”寥寥或是乏“信”可陳的政績,完全有可能是注重“短期效益”的產物,甚至“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政績越顯耀,隱患越叢生。

提振社會信任要把“信績”當政績,其實也與習近平總書記“要重用不玩虛招的干部”之用人觀相切合——說到底,那些對群眾感情真摯、深得群眾擁護的干部,那些說話辦事有灼見、有效率的干部,那些對上對下都實實在在、不玩虛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潔、公眾形象好的干部,肯定只是那些在公眾心目中言行一致、“信績”突出的干部。而人們當然也深信,這樣的干部越受重用,其政績的“信績”含量也會越高,進而對社會信任帶來的示范引導作用,必會明顯有效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