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禁酒令

對于“三令五申”之類，我一直不以為然。“令不在多，有行才靈”，“令”之需要不斷重申，說明不能暢行無阻；“令”之需要不斷細化，說明時有花樣變新。這一條，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大約當數有關公款吃喝之“令”。

曾從朱鐵志先生發表于《文匯報·筆會》的《禁酒器、限酒令及其他》一文中，獲悉兩個信息，其一，“新中國成立后，各種限制公款宴請（當然包括限制飲酒）的文件就已下達60多個，平均每年一個還有富余”；其二，去年“更是明確出臺了公款宴請不準喝茅臺的禁令”，也曾再次想到過有關“令”的話題。

我的印象還停留于“36個文件管不住一張嘴”的階段，沒有想到如今已是60多個文件管不住一張嘴了，這個上漲的幅度比物價上漲還大。至于“公款吃喝不準上茅臺”一條，細化倒細化了，卻是不夠周全。你只規定不準上茅臺，那么，上五糧液行不行？如今除了國酒，洋酒也很時髦，那么，上XO行不行？上拉菲行不行？假如公款吃喝洋酒走紅，恐怕會有“愛國人士”出來抱鳴不平：與其讓老外發財，倒不如給茅臺漲價。

朱鐵志先生文章中所言的周公旦禁酒令，稱之為《酒誥》，禁酒之條款是相當嚴厲的，“群飲”甚至還得殺頭，叫作“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那效果想必是不錯的。我并不贊成嚴厲而至于殺頭，就像我不贊成朱元璋反貪之時，對貪官剝皮實草。然而，拿出一點近年來抓酒駕的勁頭總是可以的，還真是一抓就靈。

以上所述，從時間上看已屬過去，就現實而論又不盡然。（福建日報）

實事求是地說，春節前后，公款吃喝之風確是大有收斂，這無疑是好事，且與十八大之后整飭風紀的力度以及中央領導身體力行有關。恰如孔子所言：“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但據我所知，坊間有識之士仍有三憂：一憂由明轉暗，轉到“會所”之類的地方去，本來公款吃喝的，變由大款請客，吃小虧而占大便宜，人家還巴不得呢；二憂頭痛醫腳，明明是整飭風紀，卻成了約束普通百姓，有的地方的民政部門，連以往每年都有的殘疾人的年夜飯都取消了；三憂風頭一過故態復萌，這樣的事早有前車之鑒。

如此看來，對于未來的公款吃喝之風，依然不可掉以輕心。（福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