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發展不能指望個別“政治強人”

2月7日，大同市長耿彥波調任太原代市長。此事引發大同市民當街下跪挽留。在耿的力主下，大同投資數百億“造城”。耿在被稱為“大同最干事的市長”的同時也背上了毀壞文物和強拆的惡名。據大同官方人士透露，因土地經營不力，耿離任時，大同市政府還背有百億債務。（2月27日《新京報》）

市長離任，百姓不舍，甚至不惜以下跪的方式挽留市長，這說明這位市長在當地肯定是給百姓辦過一些好事的，也是深受當地群眾歡迎的。從耿彥波留下的政績來看，也的確如此。

他不僅將污水橫流、道路破爛的大同市容變得整潔、干凈；新建了多個大公園、綠地項目，修復十幾個古建景點和三面古城墻；還令無數拆遷戶的“爛房子”變成了樓房，為很多老工人要回了多年拖欠的工資。

這樣的市長，無疑是令人尊敬的，目前黨內也的確需要“能干事的人”。但是，通過媒體報道也不難發現，耿彥波在發展城市的過程中也爭議不斷，背上了“毀壞文物”與“強拆”的惡名。因土地經營不力，耿離任時，大同市政府還背有百億債務。

對城市的規劃，其實不能指望具體的領導，不能指望個別“政治強人”。像耿彥波這樣的“政治強人”，一般做事雷厲風行、充滿魄力，在他們主政之下，雖能造福一方百姓，但也往往伴隨著城市的大拆大建，一旦離任，“爛尾”工程還有很多。

歷史上，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特雷西女王、葉卡捷琳娜女皇，都是紅極一時的“政治強人”。可是，強人政治下，往往重個人權威、輕視法治；重視利益、強調犧牲；發展有余、規劃不足。一個城市、國家的發展，太容易系于一人之上，發展的持續性就容易受到損害。

可是，百姓一般看不到這些，他們只認眼前利益，誰給我帶來好處，我就喜歡誰、擁護誰、支持誰、留戀誰，所以，大同的市民才會視耿彥波為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爺，為可親可敬的父母官。一篇大同吧里被置頂的帖子寫道，“不要讓老耿流了眼淚還要添新的傷害，女兒嫁出去了還是你的女兒，父親高升了還是你的父親，老耿永遠是大同的那個老耿！”這顯然還停留在將領導視為父母官的封建思維里。還有一些老父妻，春節都沒心思過，天天隨著挽留耿彥波市長的人流在街頭穿梭。

百姓們這樣做，是真誠的。不過，這也說明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能干事，能為老百姓帶來“實惠”的干部太少，正因有些干部不做事，所以才讓老百姓對干事的“政治強人”寄予太多的希望；二是，百姓還是沒有意識到，市長其實是來為他們服務的，而不是他們的爹媽，也不是什么“青天大老爺”。

合理的機制理應是，城市的發展不應隨著任何一個人的升遷、離任或者死亡而陷入癱瘓，即使有人離開，整座城市的發展還應健康有序。城市的發展，不能維系于一個人身上——市長可以起主導作用，但是規劃方案的出臺，計劃的執行，還需要經過反復研究、經過縝密的專家論證、嚴格的公民聽證，這樣給百姓帶來的經濟損失才是最少的，可持續性無疑才是最強的，我們的文化命脈也不至于在領導的拆拆建建中損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