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村官犯罪“難題”需對癥下藥

在今年“兩會”中，有代表的議案中提出“村委會成員任期過長已經成為涉農職務犯罪的重要誘因，應該修改相關規定，限制村委會成員的任期不得超過65歲或者三屆”。聯系近年來多地出現村干部紛紛落馬的案例，讓人們再次把目光聚焦到農村基層干部的廉政建設上來。

基層村干部作為政府與群眾之間最直接的“橋梁紐帶”，理應察民情、聽民聲、解民憂，全心全意扮演好“服務者”的角色。然而，近年來村官犯罪呈現高發態勢，其中不乏在當地作惡多端，欺壓百姓的“惡霸”、貪污犯罪，損害村民利益的“蛀蟲”。筆者認為，要遏制村官犯罪現象的蔓延，必須找準原因，方能對癥下藥。

其一，利益誘導。當前，國家不斷加大推進新農村建設力度，用于“三農”的資金也日益增加，由村干部經手的各種惠農支農補貼、基礎設施建設、征地拆遷等項目資金自然足夠使其眼紅，誘發犯罪。

其二，監管缺失。在大力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的今天，人們往往把目光聚焦到行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上來，容易忽視農村基層這塊反腐“盲區”，對基層干部的行為缺乏有效的監管制約。加上某些領導干部對村官的行為“睜只眼閉只眼”，村官成了“土皇帝”，進一步助長了“村官”的貪污氣焰。

其三，權力集中。基層換屆選舉存在“暗箱操作”現象，加上人才資源有限，村干部換屆總是“換湯不換藥”，導致干部權力過于集中，在村委會內部形成利益共同體。村民受到欺壓或者利益受損時往往陷入“敢怒不敢言”的不利境地。

此次人大代表提出“限制村干部任期”，定期對村委會人員結構進行合理調整，能打破權力的集中壟斷，為基層領導班子注入活力，對村干部涉農職務犯罪勢頭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要想徹底扭轉這一局面，還應“標本兼治”。

在對村干部加強正反兩面思想教育的同時，多從制度層面入手，用制度約束權力，讓其在“陽光下運行”。比如提高村干部的待遇、加強村級民主監督，對村干部履職情況嚴格考核、推行村務公開等，多措并舉，努力打造清正廉潔的“村官”隊伍，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