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規則,城管才能走出弱勢之困

規則不明的世界,其實根本就無強者,只有共同的弱勢之困

日前,廣東順德容桂發生了一起城管小販沖突事件。不過,此次不是城管打小販,而是4名城管執法隊員被一名女小販追打。整個過程中,城管并未還手。相關城管隊員事后訴苦:“我們也是弱勢群體!”(3月28日《南方都市報》)

城管稱自己是弱勢群體,已不是首次。不過,此事最令人疑惑的,并非看似強勢的城管自稱弱勢,而是一旦發生沖突,往往只有互相“稱弱”,才能贏得道義的優勢。

在這則新聞中,四名城管面對小販的追打,表現出了“打不還手”的克制風度,的確值得肯定和同情。但在一次執法行動中,執法者示弱,絕非是根本的應對策略。我們可以說,城管的隱忍不發有助于防止更嚴重的暴力事件發生,但是挨打就必須是城管要付出的執法代價嗎?

在公眾心中,強勢與弱勢,往往成了分別描述城管和小販的刻板認知。也有人大呼城管群體被妖魔化了,這與順德城管稱自己也是弱勢群體的邏輯,其實是一致的。城管是否真有被妖魔化,暫且不表,但不可否認的,目前社會對于城管的認知,確實顯得有點偏頗——仿佛他們的存在,只是為與小販進行對立。近些年,一些城管在自身形象糾偏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還做了微笑執法、旁觀執法等嘗試,但這些嘗試并不能很好地給城管正名。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怎么做都無濟于事”的狀況,原因并不僅在于作為執法者的城管本身。城管執法方式粗暴,當然是招致形象被“妖魔”化的重要原因,但是,公眾對于城管的整體性不認同或“偏見”,并非僅僅來自于“暴力”的渲染。

它背后是一個亟待解答的社會議題:城市管理者是否有權驅趕小販?作為現實的存在,小販有無可能獲得正當的謀生地點和方式?正是有著這一層的問題背景,城管執法權在一開始就遭遇質疑。一旦發生暴力,為生計而戰的小販,自然也就會占據正義的制高點；相應的,城管的合法性和道義支撐,就要受到更嚴重的質疑。

正因為城管的執法資質受到質疑,執法行為本身也成了一個模糊的存在。什么情況下可以沒收東西,什么時候可以作“正當防衛”,很多時候變成了人性在特定情況下的條件反射或是“良心驅使”。也即是說,并沒有嚴密的執法規則和職業熏陶,讓城管形成“執法人格”。而在小販的一邊,當生計可能隨時被剝奪,自我抗爭的欲望就將模糊正義和法律的界限,甚至徹底激發人性之惡,暴力也就因此而生。在那一刻,城管與小販都可能回到人性的“叢林狀態”,誰都有弱勢之感也就不足為奇。

如今的公眾,很多人都在以道德標準而非法律規則來衡量城管與小販的關系,這足以說明,作為執法者而存在的城管,已經遭遇嚴重的認同危機。

規則不明的世界,其實根本就無強者,只有共同的弱勢之困。這個規則不僅僅是指城管執法的規則,更是指一個讓底層人物有生存空間的城市發展規則。當城管與小販都以弱勢群體自稱,成為城市街頭暴力一個重要的發生源,不得不說,目前的城管制度乃至城市的公共管理和城市的發展規則,已經走向了一個臨界點。重建規則,或許是徹底緩解城管與小販之殤的唯一出路。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