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案，公開是一劑解毒良藥

唯有以公開保證公正，以透明確保清明，法律的權威才能樹立，政府的公信才能增強

一個多月來始終身處輿論焦點的朱令中毒案，5月8日有了權威部門聲音。北京警方法人微博“平安北京”發布消息稱，對該案件“仍未獲取認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證據。礙于證據滅失等客觀因素，此案最終無法偵破”。連日來始終關注此案的公眾，終于看到了權威部門的公開回應。

盡管如網友所言，在“民間斷案”經年累月地發酵升級之后，這份遲到的回應，確實有些姍姍。但北京警方敢于直面這一積年已久的刑事案，并做出自己的說明，這對19年懸而未決的朱令案而言，無疑是一個可取的態度、一個可以期待的開端。

不透明是“陰謀論”的溫床，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信息溝通的不暢更容易引發人們的集體負面揣測。具體到朱令案，因為缺乏權威信息，圍繞著撲朔迷離的案情，真假難辨的種種內幕，各種罪行的嚴厲質控，“輿論審判”的偏激情緒，“權大于法”的揣測推斷，讓社會付出了高昂成本，也透支了人們對司法的信心。

公安機關不是萬能的。接報案時，案發已時過數月，關鍵證據已經滅失，從法律的視角審視朱令案，我們可以期待的司法跟進其實非常有限。對此，辦案機構的思想負擔可以理解，擔心回應輿情會招致過高社會期待的焦慮，也有現實根由。但唯其復雜繁難，才更需以翔實的信息披露和負責任的回應廓清疑云，定分止爭。

受制于偵辦條件、認識手段和能力水平等因素，少數案件破不了、抓不到、訴不了、判不了的情形客觀存在，苛求“命案必破”會給司法公正埋下隱患，熱衷“輿論審判”更會給社會公義種下禍根。但及時通報相關偵查結果，讓受害方獲知完整案件信息，無疑也是法治精神的重要體現。朱令案之所以引發各種猜想，正在于有關方面一度對案情諱莫如深、對過程語焉不詳、與其家人溝通有限。

“消除疑慮最好的辦法就是公開”，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強調。確實，公開是維護公平的有力利器，也是取信于民的重要途徑。試想，如果朱令案的相關信息依然塵封在司法檔案里，不僅對受害人未有一個確切答復，被懷疑的孫維也始終承受“有罪推斷”的重壓，這樣的處置如何能保障兩者的權利？如果對朱令家屬的信息公開申請，反應遲緩乃至持久沉默，不去解釋真兇緣何難以伏法，案件為何無法偵破，這樣的處理又怎能避免公眾的臆斷？信息封閉之下，猜度四起是必然的。

面對日益高漲的權利意識，今天的中國社會，無疑身處公共治理最為繁復的時期，中國政府也因此被稱作世界上責任最重的政府。在處理矛盾、協調利益時，政府部門固然無法做全知全能、有求必應的“包青天”，但及時準確地公開信息，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從打造陽光政府出發建設服務政府、法治政府，卻是樹立公信、加強善治的不二路徑。

到今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正式實施5年。應該說，正是因為信息公開渠道越來越暢通，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在監督中得以逐漸鞏固；正是由于權力運行不斷走向透明，人們對實現公平正義有了比以往更足的信心。法律界有句名言，正義要以看得見的形式實現，唯有讓公眾“看得見”，以公開保證公正，以透明確保清明，以一絲不茍的程序正義，踐行秉公執法的法治精神，法律的權威才能樹立，政府的公信才能增強，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義”。

對朱令案，公開是一劑化淤解毒的良藥。唯有公開才能挽回遲到的正義，唯有公開才能不負公眾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