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隔壁單身大叔”應是社會之責

不管如何，要斬斷伸向女童的魔爪，在重建城鄉二元分裂的社會結構、加大性安全防范和自我保護教育之外，最重要的是給孩子營造一個安全成長的社會環境。

“熟人及家庭內作案多”、“特殊場合的親近要提防”……近日，重慶市沙坪壩區檢察院發布《性侵害幼女案分析報告》，根據該院所辦案件，總結出此類案件的特點及防范舉措。分析報告稱，近年來，未成年人性侵案出現多領域、多場合結合的特點，如老師、校長性侵留守女生案，特別是在城鄉結合部和農村，留守兒童遭遇“隔壁單身大叔”侵害的情況比城市更多，被害人又多為8至11歲的學齡女童。

性侵幼女案屢屢發生，簡單地用道德敗壞、少數人的性變態恐怕已無法概括，對于這樣一個已經擊穿社會底線的行為，在加大法律懲戒的同時，如何保護那些未成年少女免于受到性侵，顯然已迫在眉睫。

從貴州習水的性侵幼女案，到浙江永康官員“嫖宿”未成年女學生；從前不久海南萬寧的小學校長性侵女學生，到剛剛被曝光的河南桐柏縣小學教師涉嫌猥褻多名女童案，我們可以譴責這些政府官員、小學校長和老師們的無恥，可以呼吁法律以“強奸幼女罪”而不是“嫖宿幼女罪”來加大對他們懲罰。但梳理這些案件背后所透出的女童生存狀態，無疑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性。重慶市沙坪壩區檢察院的分析報告似乎在告訴我們：性侵案中，有時候“隔壁單身大叔”、“自己的校長和老師”比“陌生人”更危險、更難防范。如果說“陌生人社會”加劇了社會信任的流失，那么“熟人作案”則用冰冷的親情、倫理等，控訴著熟人間的信任一旦喪失，其結果將是多么可怕。

巧的是，5月21日，北京市朝陽區法院發布了一項關于猥褻兒童案件的調研報告，法官分析案件發現，家長監護職責不到位是猥褻兒童犯罪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次，性安全防范教育比較缺乏也是孩子受害的一個原因。從家庭因素看，家長沒有盡到監護之責，是惡行屢屢發生的主要原因。但進一步追究，這些家長或大多外出打工，或忙于工作，是城鄉二元體制的殘酷現實逼得他們難盡監護之責。來自貴州省社科院一項名為《貴州省農村留守兒童的精神文化生活及心理健康狀況研究》的調查顯示，當前在農村留守兒童中，屬于“隔代監護”的居首位，其比例高達75.4%。隔代監護人由于大多是老人，知識能力不足，又忙于家務農活，一般采用溫飽式教育，根本不重視安全教育。誰來替他們看護好自己的孫女，這恐怕是對當前社會的一個拷問。

至于被性侵女童性安全防范教育缺乏，同樣值得重視。不少性侵幼女案的被曝光，都是緣于偶然因素，比如前不久安徽潛山一名小學校長性侵9名女童，即是回鄉探親的網友在互動游戲中偶然得知的驚天“秘密”；而河南桐柏縣小學教師涉嫌猥褻多名女童案也是湊巧被外班一男生看見才得以事發。因而，如何在當前的教育體系中增加性安全防范和自我保護教育，讓孩子懂得保護自己，懂得防范“隔壁單身大叔”，也不容忽視。

不管如何，要斬斷伸向女童的魔爪，在重建城鄉二元分裂的社會結構、加大性安全防范和自我保護教育之外，最重要的是給孩子營造一個安全成長的社會環境。孩子本就是弱勢群體，本就需要社會保護，讓他們來承擔識別“隔壁單身大叔”和校長、老師的惡意，這對社會來說，是否也是一種失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