賠錢不足以根除城管暴力

20日，在與當地城管的沖突中倒地身亡的臨武縣瓜農鄧正加家屬，獲賠89.7萬元。臨武縣政府介紹，這個賠償是按照“死者為大，人道為先，協調處理”原則及相關法規作出的，包括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精神撫慰金等。

對于鄧正加妻女來說，這筆賠償既是家庭頂梁柱折斷后的必要救濟，也是突發悲劇的一點慰藉。盡管死者身亡的確切原因，有待相關病理結果才能最終決定，但賠償至少承認了鄧死于與城管的沖突之中。而與賠償同行的，還有對6名涉事城管人員實施刑事拘留，對縣城管局長、黨組書記、副書記予以免職的決定，這或可視為事件的基本定性。

對死者家庭而言，賠償體現著善后之善；但作為一個社會事件，賠錢，尤其是責任不加區分、擔賠主體不明的賠錢，且僅把賠錢作為平息輿論的手段，卻不足以根除城管暴力引發的悲劇。而根除城管暴力，杜絕命案，才是政府更該著力的善后之大善。

從報道事實看，鄧正加之死，至少城管暴力脫不了干系。一個大活人，不會無因“倒地身亡”。遺體檢驗發現，死者頭部、軀干、四肢等部位有軟組織擦挫傷；解剖檢驗發現，死者左前額部、左顳頂部、枕部頭皮下，顱內見廣泛性蛛網膜下出血。這不可能是死者在與城管沖突中，自己打自己造成的。因此，處置這樣的事件，必須深刻反省暴力產生的原因，分清暴力施害的責任等次。

城管執法規范薄弱，制度設計滯后，是政府應擔的責任。政府設立城管局，要求其文明執法，卻沒有提供遏止城管暴力的執法機制。城管的權力邊界在哪里，城管執法禁用哪些方法與手段，違者如何追責處罰，如果缺乏明確嚴格的法規制度，城管暴力就會在喪失外來約束與自我約束的條件下，率性而生，恣意妄為。

監管乏力，引導無方，是領導不可推諉的責任。所謂領導，就是領著部屬干，為部屬怎樣干提供正確的價值導向。干得好，說明領導履職到位；干得不好甚或搞出人命，必是領導能力、領導方法存在問題。每起城管暴力事件，不見得有局長、書記直接參與，也未必有領導幕后教唆，但肯定與內部管理松弛、未能建樹明晰的任務價值排序有關。如果在對城市施予管理的時候，城管自身也有嚴格的管理規范，城管人員對完成任務能夠自覺踐行正解的價值排序，即奉行法治大于職權，人權優于管理，生命重于管段指標，暴力的導火索就不會輕易點燃。

行兇作惡者的個人素質，是城管暴力的直接原因。當其訴諸暴力、踐踏生命的時候，已經不是執法簡單粗暴的問題，而是一種越過文明底線的作惡。這樣的作惡者，必須接受法律的相應懲處，是作為一個公民而非執法者接受法律的審判與追究。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抱怨領導不力、商販刁鉆、社會未提供良好執法環境，都不能成為施暴者開脫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