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尊嚴死”亟待法律規范

面對根深蒂固的倫理傳統，對“尊嚴死”概念謹慎推行，并給予其嚴格的“生前預囑”的約定，是必要的。

最近，因為媒體的報道，一個潛伏在日常生活湖面之下、敏感而嚴肅的問題被重新提起——那就是北京成立“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向公眾普及和推廣使用“生前預囑”，以及“尊嚴死”的概念。

“死”是一個“大”得簡直讓人不敢正視的問題。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之眷念根深蒂固。民間百姓，即便經歷著戰亂饑饉甚或妻離子散的苦難，也不會輕易言“死”。向來有“好死不如賴活”“人命大于天”的看法。因此，生命權向來被視為最高權利，受到世界各國最嚴格的法律保護。

但是，從我們的文化傳統看，也存在著“舍生取義”“重諾輕死”等另一種價值取向。這種價值的核心是“尊嚴”。

文明的發展傾向于達成以下新的共識：衡量幸福的，不是生命的長度，而是生命的質量。潛在的推論是：當生命失去了質量時，生命長度的意義便需要重新衡量。即便如此，以生存為內核的平民生命觀，與以尊嚴為內核的知識分子生命價值觀，絕對沒有高低之分。但也因此，“尊嚴死”應該獲得與“生”一樣的權利。

對普通人來說，死亡也許過于遙遠；而對那些ICU病房里已經失去行動甚至思維能力、毫無復原希望的病人來說，身體被切開插滿導管，承受著心臟電擊、大量灌藥、因心肺復蘇術帶來的肋骨斷裂的痛苦，每天都大量重復發生。一方面是病人的“生不如死”“求死不能”，另一方面是家屬在倫理和現實痛苦中飽受煎熬。

因此，普及和推廣“尊嚴死”的概念，其實兼具了文化和現實的土壤。需要強調的是，“尊嚴死”是“對沒有任何恢復希望的臨終患者或植物人停止單純依賴生命支持系統維持的毫無質量的生命狀態”，并不同于“安樂死”。后者是“在醫生協助下的自殺，目的是為了結束進入臨終狀態患者的痛苦”。

盡管單從維護生命尊嚴的角度，二者的區別似乎僅在于程度，但在目前法律的層面，卻有合法與否的區別。即便法律沒有禁止，面對“死”這樣嚴肅的大事，面對根深蒂固的倫理傳統，對“尊嚴死”概念謹慎推行，并給予其嚴格的“生前預囑”的約定，是必要的。解決了理念問題，如何規范執行程序、如何處理可能出現的倫理問題等，則是相對容易的實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