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些徹底問責就會少一些復出爭議

在山西襄汾潰壩事故中被撤銷黨內職務的原臨汾市委書記夏振貴，近日以山西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的身份復出。梳理過去幾年一些問責免職官員的經歷發現，許多落馬官員悄然復出，甚至官級得到提升，面對質疑，多是回應合規不了了之，網友稱為被問責官員“帶薪休假”的代名詞。（8月2日《新京報》）

輿論對官員問責制度的關注焦點從“下臺”轉為“上臺”，就是期待免職能夠真正成為一種問責形式，能夠起到懲前毖后的警戒作用。但免職官員總是悄然復出，甚至官級還得到了提升，顯然會讓公眾認為此前的免職只是糊弄輿論的權宜之計；而簡單回應“合規”，網友卻只能用“帶薪休假”來諷刺，則進一步透支了公眾對問責有效性與堅決性的信任。可見，免職官員如此悄然復出，實則是一種雙輸。要打消公眾的質疑，實現雙贏，就需要給免職官員復出一個看得見的過程。

人非圣賢，熟能無過，免職官員的復出本身不是一個問題，而問題在于以什么的姿態、什么樣的程序才能讓免職官員的復出獲得公眾認可，不衍生為社會信任的“次生災害”。目前，我國《公務員法》及相關處分條例中，對公職人員的處分，只有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六種；《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也只是規定免職官員“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兩年內不得提拔”，可見免職并不是一種真正的問責。公眾之所以關注、質疑免職官員的復出，實質上是在期待問責制度的完善。

對問題官員復出，人民網在2012年3月曾有一個民意調查，結果顯示50.5%的人反對問題官員復出，認為“誰能擔保問題官員不再出問題”；雖有6.4%的人認為“不能只看一時一事一棍子打死”，但卻有41.2%的人建議“問題官員復出要公示聽取民意”，真正對問題官員復出不太關心的只有2%。如何擔保問題官員不再出問題？如何讓問題官員復出獲得民意的認可？沒有一個看得見的過程，即使理由再詳實豐滿，也難打消公眾的疑慮，即使聽取民意，民意也無從談起，自然也就難逃習慣性質疑了。

網友將官員免職諷刺為“帶薪休假”，這也就說明了問題的關鍵所在。一般來說，官員一旦被免職，就從公眾和輿論的視線中消失了，免職期間享受著怎樣的待遇，做著什么樣的事情，表現如何，公眾都不知道。在突然復出或者晉升之時，留在公眾印象中的依然是一副“帶病之軀”，產生質疑也就再自然不過了。實際上，體制內的人大概也都知道，官員免職期間確實如“帶薪休假”，要么讓了位置無事可干，要么管一點閑事。實際上，要讓問題官員真正“知恥而后勇”，不因一時一事埋沒了一個人才，就需要給免職官員一個重新證明自己的舞臺。

因此，要完善免職官員的問責和復出機制，除了在最后程序上要公開透明、要公示聽取民意之外，重要的是要在免職期間的“治病救人”上下功夫，不能真正變成了“帶薪休假”，變成了“躲風頭”。一是在免職期間的工作安排上，可降職使用，甚至是重新從基層干起，當然待遇上也應隨之相應，只是在復出的安排上，可以直接官復原級，甚至是提級；二是要主動公開公示免職期間的“改造”情況，接受群眾和輿論監督，從而不埋沒一個人，也不莣縱一個人，讓免職官員以看得見的形式獲得公信后再復出。

看官員下臺，不是民眾的訴求核心，民眾只想讓“必須有人為此負責”落到實處；讓免職官員不得復出，也不是民眾的真正訴求，民眾只是不想讓一個問題纏身的官員再給自己帶來噩運。因此，在免職本身就不是一種真正問責手段的情況下，組織部門也應該慎重對待免職的決定，不能為了緩解一時的輿論壓力而違背組織本心，從而導致復出時的輿情“次生災害”。也就是說，免職官員復出糾結的本質，還是在問責上，多一些徹底的問責，也就會少一些復出的尬尷與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