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紅兵們的懺悔不應只是個體救贖

“文革”將無數的個體推入災難的深淵，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集體大悲劇。對“文革”的反思，需要從個體的救贖上升為群體的反省。唯有深入剖析“文革”的根源與教訓，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等各項改革，才能確保“文革”那樣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張紅兵“弒母”那樣的人間慘禍不再發生。

59歲的安徽律師張紅兵這幾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申請將他母親的墓地確定為文物。1970年，張紅兵的母親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一番言論，被張紅兵和他的父親舉報為“反革命”，兩個月后被槍決。如今，張紅兵向社會公開這段歷史，公開向母親懺悔，希望通過自己這個反面教材，讓更多的人牢記歷史的悲劇。

舉報自己母親的時候，張紅兵是一名16歲的紅衛兵，自認“根紅苗正”的他，在舉報信上強烈要求“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10年后法院作出再審判決，為張紅兵的母親徹底平反，但張紅兵永遠不能饒恕自己的“弒母”罪行，他用幾十年的內心煎熬，用一生的痛徹懺悔，也無法完成靈魂的救贖。近年來，各地陸續有“文革”時的紅衛兵公開站出來，向當年受到自己批斗、毆打、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干部、鄰里道歉。較之當年常見的紅衛兵批斗、毆打他人，張紅兵以舉報將自己的母親送上斷頭臺，無疑更加殘忍而慘烈；較之少數當年的紅衛兵今天公開向受害者道歉，張紅兵向冤死的母親懺悔，也更具撕碎人心的悲劇色彩。

因為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丈夫舉報自己的妻子，兒子舉報自己的母親，而且明知會將妻子、母親置于死地也在所不惜，甚至在舉報信上強烈要求槍斃自己的母親，這種完全悖逆人倫、喪失人性之事，放在今天是絕對不可思議的，但在“文革”那個非人的年代，這類案例卻絕非罕見。今天人們反思“文革”，有一種較普遍的看法認為，在極度瘋狂、混亂的“文革”年代，普通個體的力量是渺小的，絕大多數人都身不由己被裹挾其中，包括紅衛兵在內，很多人既是侵害、侮辱他人的施害者，同時也是備受侵害、侮辱的受害者，個人在“文革”中犯下的罪錯，主要應歸咎于社會的罪錯，或者說是那場運動的罪錯，施害者如果事后沒有為自己的罪錯懺悔，沒有向受到自己傷害的人道歉，某種意義上是可以理解的。置身這種語境，在沒有任何外界壓力的情況下，張紅兵們主動向當年的受害者道歉、懺悔，其精神自覺和道德勇氣具有某種宗教的意味——在向來缺乏宗教傳統和宗教情緒的中國，這種宗教意味尤為可貴。

張紅兵們的道歉、懺悔自然難能可貴，卻不應只是他們個體的自我救贖。每一個曾親身經歷“文革”的人，都應當對自己當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進行深刻的反思，都不可避免要面對同一個問題：我在“文革”中只是被主宰、被裹挾而盲從盲動呢，還是有意無意甚或積極主動地參與了作惡？同時，那些沒有經歷“文革”的人，也需要全面、真實地了解“文革”的歷史，需要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在“文革”的情境中，拷問自己能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判斷，是不是也會像張紅兵那樣，在虛幻、極端情緒支配下“大義滅親”？

“文革”將無數的個體推入災難的深淵，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集體大悲劇，對“文革”的反思，迫切需要從個體的救贖上升為群體的反省。張紅兵下決心向社會展示自己那段血淋淋的恥辱史，是因為他看到網上有人寫美化“文革”、鼓吹“文革”的文章，痛感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希望通過他在“文革”中的慘痛經歷，幫助更多人認清“文革”的真相和實質。不可否認，我們對“文革”的反思和警惕遠非充分到位，張紅兵那樣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去年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黨作出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并沒有完全清除……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唯有深入剖析“文革”的根源與教訓，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等各項改革，才能確保“文革”那樣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張紅兵“弒母”那樣的人間慘禍不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