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癌癥村”問題

昨日，《經濟參考報》題為“中國癌癥村再調查”的報道，引起人們對這一現象的再度關注。部分專家學者驚呼，地下水污染問題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一些地區癌癥呈現高發態勢，甚至出現“癌癥村”，即被認為與長期水污染關系密切。

被定義為“癌癥村”的陜西省賀嘴頭村從1991年到2003年間，全村共有46人因癌癥死亡，高峰期時幾乎一個月死亡一名村民；海南北坡鎮南島村的情況比較類似，1997年至2001年患惡性腫瘤死亡人數多達165例，該地區患惡性腫瘤死亡率高達1.17%。“癌癥村”之外，還有足以令人不安的數據：我國淮河以北10多個省份約有3000萬人在飲用高硝酸鹽水；農村約有3.6億人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

這些報道雖見諸于正規媒體，但與這一問題的社會性、重要性相比，信息的權威性顯然不夠。它可能引發沉重的關注與憂慮，卻不足以形成理性的思考及實用的應對之策。媒體披露這一現象的好處在于提醒與警示：污染與癌癥、與死亡已然發生因果聯系，是政府與公眾都必須正視的社會問題。

“癌癥村”一直是民間提法，直到今年2月，國家環保總局才有“個別地區因化學污染出現癌癥村”的表述。“癌癥村”應該如何定義，“癌癥村”到底有多少，“癌癥村”與水污染及生態惡化產生聯系的科學依據何在，都不能停留在似是而非的臆測中。國家應循著民間人士已披露信息的蹤跡，啟動更廣泛、更深入、更專業的調查，給“癌癥村”一個清晰確定的權威性結論，以讓社會公眾據以判斷，“癌癥村”是真實的公共衛生事件，還是杞人憂天或夸大其辭的傳聞。更重要的是，政府可藉以心中有底，施以適當的應對之策。

從已有信息分析，村民患癌與環境污染有關，并非空穴來風。但環境污染與SARS病毒、禽流感、地震來襲不同，后者是不請自來，前者則幾可肯定是人為的產物。也就是說，“癌癥村”的形成，村民因癌非正常死亡的悲劇，都覆蓋有人禍的陰影。既為人禍，就必須有人擔責，不能讓患者與亡人獨自承擔惡果。

從現實來看，還尚未形成對“癌癥村”追責的輿論氛圍與制度建構。因環境污染、生態惡化患癌而死，是一個延時、漸進的過程，致病致死的因果聯系是隱性的、或是一果多因的，不像流行瘟疫、自然災害中的暴亡容易得出結論。這就使受害者似乎難以獲得追責維權的理據，而施害者也自認為把握了逭逃擔責的理由。但我們更應傾向于，以現有科技手段是不難驗證死亡原因的，只要不回避事實，只要對生命足夠負責。

如果確證患癌與污染有關系，就應考慮對患者實行必要的救濟，對亡人給以適當的賠償。更為迫切的是，對環境、生態與生命必須建立倫理考量的標準，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而致剝奪生命的人和事，設置嚴格追責的法治規范。政府有這樣一種清醒與自覺，“癌癥村”就不會成為國人揮之不去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