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問題不能總靠“特事特辦”

“特事特辦”很多人都不陌生，效果也總是很不錯，但大多時候卻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并不符合現代公共管理要求。在我國法律法規不斷健全的今天，需要尋求從“特事特辦”的怪圈中盡快突圍，加快政府管理科學化的步伐。

經過媒體的報道，河北保定鋸腿男子鄭艷良獲捐十萬，村民嘆“冰火兩重天”，以前村民都不敢進他家的門，現在突然涌來很多記者和各部門的工作人員，鄭艷良的妻子也表示“沒想到事情會有這么大的轉變”。同樣是在河北衡水市武邑縣，一民警辦理護照時刁難市民的行為被曝光后，也是得到了有關地方從嚴從快從速處理。

事實上，這些都是“特事特辦”的典型案例，在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在這些事件處理過程中，由于地方領導重視和親自指揮，各部門通力協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決了當事人的問題，尤其是對一些不正之風進行了糾正，對弱勢群體進行了及時的幫扶。

然而，在一些地方和官員心目中，對于輿論關注較大的事情，往往認為采取“特事特辦”的手段最奏效，有時還不惜調動社會資源為事件當事人提供各種便利，耗費了過度的社會資源和公共資源，為的就是盡快平息事端，減少輿論的關注度，尋得一世安定。然而，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管是輿論關注度高還是低，都需要有關領導和地方重視，都需要盡最大努力進行解決，但前提是這些問題都應該依靠法律法規來解決，不能總是給人以“媒體關注就重視”的不好觀念。試想，如果每一個人都采取這樣吸引輿論眼球的做法獲得政府的“特事特辦”，總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我們的社會豈不是沒有良好的秩序可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會縱容一些人不勞而獲的心態進一步蔓延。

近年來，各種公共安全事件和輿論關注的熱點事件，基本上都是媒體進行調查才予以揭露。其中暴露的政府有關部門的“后知后覺”，企業監督自律的空置，行業規章制度的失效等屢見不鮮。這不是媒體之幸，而是社會之痛，值得反思。

尋求從“特事特辦”怪圈中突圍，需要完善相關應急預案，建立健全相關制度及其落實細則，更需要領導和相關部門多走基層、聽民聲，尤其是在平時就對于弱勢群體多一些關注，了解他們的訴求，將矛盾問題和群眾呼聲化解在基層。對于無理要求要講清楚道理，不要總是“臨時抱佛腳”和“搞特殊”，要讓制度和規則成為保障弱勢群體的最有效手段，成為化解矛盾和處理問題的首選之策。（作者系新華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