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探測火星 無需喻亮情結

11月5日下午，印度發射首枚火星探測器并送入地球同步軌道。這是印度在外太空探索中邁出的最大一步。如果成功獲取火星數據，則印度將成為美俄歐之后第四個成功發射火星探測器的國家。

鑒于印度與中國存在著的歷史情結和現實競合關系狀態，不少解讀將印度的火星探索看作中印外太空競爭的新起點，并視之為冷戰時期美蘇在外太空競爭的2.0版本。另一種解讀則認為，印度糟糕的民生狀態與其外太空雄心格格不入，與其“要面子”，不如“要面包”。

許多存在于中印之間官民兩端的誤解，都是由類似的解讀引發而來。毫無疑問，印度的外太空努力并非全然出自科學探索的考量，而很可能同時具有戰略意義。視中國為潛在對手正是此前印度發展核武的借口和動機。事實上，大凡戰略性舉措，印度都會將中國視為比照。在戰略層面，印度的中國情結異常濃厚。這其中當然醞釀著中印關系的風險因素，但是，如果將印度的戰略、戰術舉措都視為危險，要么嗤之以鼻，要么如大敵當前，只會讓中印關系應有的互信持續下降。從更宏觀的視野看，這對中印雙方都不利。

就外太空探索這一領域而言，對于印度探測火星，尤其無需喻亮情結。2003年，中國已實現載人航天，2007年，中國成功探測并搜集了月球數據。在縝密計劃引導下，到2020年，中國將建成太空空間站——很可能是全球唯一。僅從火箭運載技術看，中國超過印度4倍多，新的重達20噸的火箭運載技術業已成熟。而印度此次運用的極軌衛星運輸火箭，發射的只是凈重1.3噸的探測器。中國在外太空領域，處于全面領先當中，應有自信對印度探測火星樂觀其成。

還要看到，或許正是由于中國在外太空領域令人驚嘆的進步，因此在外太空合作方面，出現了某種“中國禁忌”。美國NASA一度引述今年3月通過的反間諜新例，禁止中國籍人士出席11月舉行的太空望遠鏡探索太陽系外星體會議，只是最新發生的一例。固步自封無益于對外太空的共同探索和開發，這同樣適用于中印的外太空立場。中印都屬于外太空的后來者，兩國在金磚國家、IMF、G20、全球氣候大會等國際平臺的合作邏輯，同樣應該適用于外太空領域。正是在國際多邊場合的合作，增強著中印兩國關系的建設性，培養著中印兩國之間解決領土、戰略互信等問題的應有環境，如果將彼此對外太空領域的探索幻想為“擊敗對方”的動作，那只會導致雙輸。事實上，將中印描述為外太空的假想敵，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只對尋求外太空壟斷權者有利。對于這樣的話語導向，不宜人云亦云。

因此，對印度發射火星探測器，理應視之為加強中印外太空合作的契機。相較于全球的經濟、政治合作態勢，外太空領域的國際合作處于絕對滯后狀態。中印外太空合作的前景有兩個方面：其一，同為具有全球視野的新興大國，中印對修正不合理的國際規則有一致訴求。這在IMF等平臺已經有所體現。而在外太空方面，真正的合作規則還沒有建立起來。中印兩國在這方面合作空間很大。

其二，中印在外太空探索技術方面可以共贏。中國在載人航天、火箭發射等方面具有優勢，而印度則在軟件、通信方面有獨到之處。此次火星探索，印度需要提前20分鐘向探測器發射信號，并努力收回部分數據。無論成敗，都是經驗的積累。這對于中國總結2011年與俄羅斯發射火星探索器失敗進行全面總結有借鑒意義。

中印之間戰略層面問題的解決，離不開基本互信的培養。共同探索外太空，是一個有益平臺。即使在外太空探索的過程中夾雜了戰略、軍事考量，合作也比猜疑更容易降低風險水平。多合作少猜疑，應該是大國公民應具備的底氣，也是改善不合理秩序的基本出發點。

徐立凡（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