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澳洲被控強奸何以引關注

一些官員犯罪的背后，總是與單位的監管乏力難脫干系。

廣東一官員在澳洲訪問期間因涉嫌強奸罪被當地警方逮捕，目前仍在當地法庭上爭取保釋回國，該事件經當地媒體報道后引發中國網民熱議。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一名負責人日前表示，涉案者確系該院副院長。

這年頭，官員性犯罪是件風險極高的事，何況是跑到國外去干這種事兒，難怪網民痛斥其“丟人丟到國外去了”。不過從網絡輿情反應看，除了純粹的道德譴責外，也不乏一些關乎法律的看點。例如，輿論指出了嫌犯行為在澳洲和中國面臨的不同結果，在澳洲是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的強奸，而在中國則為最高五年刑罰的強制猥褻婦女罪。

犯罪者受罰，這是古今中外的常理，原本無需牽扯太多的公眾神經。嫌犯無論是在澳洲受審，還是回國受審，都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中國按照自己的刑事管轄權以及與犯罪地國簽訂的引渡條約，在刑事執法上也不存在什么法律障礙。如果嫌犯只是一個普通公民，輿論大概不會如此關注。一旦身份是官員，除了追問提拔任命者在其德行審查方面的過失之外，案件中一個更大的看點是：其所在單位如何將責任切割，以避免出現“一粒老鼠屎破壞一鍋湯”的困局。

官員不是自由民，不僅受黨紀國法的嚴格約束，更有單位如影隨形的管理和制約。而一些官員犯罪的背后，總是與單位的監管乏力難脫干系。對此，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負責人聲稱，嫌犯是因私出國護照赴澳大利亞，行程并非由院方安排。然而，這種解釋顯然站不住腳。一來媒體報道所提及的嫌犯“代表團成員”與此種說法形成質疑，且該負責人稱也不清楚；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的《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明確將“本人因私出國（境）的情況”列為報告事項。那么這位“副處級”的副院長是否報告過？為何“院方也是在看到外媒相關報道后才發現此事”？難道對干部出國長達3個月未歸單位不作調查？

可見，本案令人不可思議的不光是官員犯罪的“勇氣”，更有單位對領導干部的監管不力。特別是在全國上下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時候，在各地越來越加強對領導干部出國情況管理的背景下，還出現完全脫離于單位監管之外的個案，這對我們熱議的如何“將權力關進籠子”而言，無疑是個重要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