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像頭時代”的安全與隱私

幾天前，上海友誼路克山路一根橫桿上密布著近60只攝像頭的照片，在微博上瘋傳。隨后，有網友曬出了北京四通橋附近一根電線桿上掛11個攝像頭的照片，武漢某地鐵站旁的立柱上安裝20個攝像頭的照片也讓網友直呼“驚呆了”；更具轟動效應的一則新聞是，湖南長沙于去年3月啟動的“天網工程”日前全面完工——2．6萬個政府架設的攝像頭和18．6萬個市民商戶自搭攝像頭，讓這座城市的視頻圖像應用進入全國先進行列。（綜合《法治周報》、新華網等媒體報道）

只要稍加留意，我們對那些架設在半空的攝像頭，就應該不會太陌生。它們或被用來監控交通，拍攝路況并記錄交通違章行為；或被用作治安監控，民警事后可通過監控錄像排查可疑人員；還有些商業場所，出于自身商業安全考慮，也裝了監控探頭。盡管如此，估計很多人此前并不知道，城市監控探頭竟如此密集。

攝像頭在震懾犯罪分子、協助警方破案等方面的作用，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認可。檢索媒體報道，在完善地鐵攝像頭系統后，紐約地鐵的犯罪率較上年下降了37％；而公共場所架設密集攝像頭的香港地區，犯罪率也處于相對較低水平——2012年的數據顯示，香港犯罪率遠低于倫敦、多倫多等國際大都市。在一些法制節目中，也常常有警察調去路邊攝像頭的畫面而抓獲犯罪嫌疑人的故事。

攝像頭在維護社會治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點不容否認。但有一個問題是，架設在街角巷陌的攝像頭，會將所有處于可拍攝區域的畫面都監錄下來，人們關于隱私的擔憂隨之而來。看過電影《楚門的世界》的人應該都記得，主角楚門就是一個每時每刻都暴露在各種攝像頭前的人。事實上，此前一些情侶親熱的畫面被攝像頭拍下后泄露到網上，就已引發過關于監控探頭是否太多的爭議。

一邊是安全，一邊是隱私，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平衡，是“攝像頭時代”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為追求安全有序的社會秩序，人們必須讓渡一部分隱私，這一點沒有太大爭議，但這種權利讓渡必須有適當的限度。比如，公眾允許自己在公共場合的行為被拍攝，但也應得到保證，被拍攝的畫面不會被濫用、被無端泄露。

但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一部用于規范攝像頭架設和管理的法律，甚至連誰有權架設攝像頭也都缺乏明文規定。正因為存在這一短板，很多被攝錄的內容在保存的時候都比較混亂和隨意，一些商業機構隨便買一套監控設備就可自行安裝了。最近幾年，有一些地方嘗試出臺了《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但這些畢竟只是地方性文件，其約束力明顯不能讓公眾擁有穩妥的隱私安全預期。

反觀國外，盡管街頭的攝像頭也不算少，但他們在保護個人隱私方面，一般都有極為嚴格的規定。無論是安裝監控攝像頭之前的審批，還是對攝像頭監控內容的管理，抑或出現侵權糾紛之后的責任認定，都有明確的法律條文，甚至連攝像頭的朝向、位置高低等內容也都有規定。這種完善的規章制度，無疑值得借鑒。

此前有調查機構保守估計，中國至少擁有公共攝像頭4000萬臺。這意味著，我們已毫無疑問地進入了“攝像頭時代”。身處這樣的時代，我們可能更安全，也可能更沒有安全感。在此語境下，如何平衡安全與隱私的關系，如何在編織安全監控網的同時，用完善的法律保護公民的隱私權，成了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