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范行政執法，實現社會治理的內在協調

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環境保護等引發糾紛甚至群體性事件，往往由執法機關不按程序辦事或程序不規范造成。鑒于此，我國將全面清理行政執法人員，嚴禁未取得執法資格的人員執法，將履行行政執法職責的合同工、臨時工調離執法崗位。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央宣講團成員、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袁曙宏在日前公開發行的三中全會《決定》輔導讀本中撰文披露上述內容。

合同工、臨時工，將被調離行政執法崗位。與此“新信號”遙相呼應，很多城市早已對該群體的權責范圍一再收緊。今年6月起，廣州強化對行政執法主體合法性審查，“杜絕合同工、臨時工等無執法資格人員上崗執法”；幾乎與此同時，南京也出臺通知，宣布全面清理行政機關編外人員……由此不難看出，將合同工、臨時工與執法行為相剝離，弱化其權限和現實影響，實則有著前后連續的邏輯一致性。

眾所周知，臨時工僅有協助的權利，而無獨立的執法、處罰權——此一局面為既有規則體系所確認，本無須用新增的“規定”加以重申。然而，《決定》輔導讀本所披露的最新表述，顯然不止是“復述已有規章”那么簡單。它所呈現的，乃是一種更為徹底的切割：不再是如過往一般，宣稱“將臨時工局限于巡查、發現和勸阻等非執法行為內”，而是索性采取全面調離的方式，從而根本上避免臨時工染指執法的風險。

將合同工、臨時工排除于執法崗位之外，既是基于執法隊伍專業化、規范化的考量，也體現了對法律至上原則的尊重。常識是，任何行政執法行為，都必須在獲得法律授權之后，按照法律所規定的方式開展。惟其如此，才可最大限度壓縮行政機構的履職隨意性，并使之成為建構社會良序的可靠一環。事實上，過去不少地方“用臨時工執法”的舉動，實則是某些職能部門，超越剛性的法律約束，只為一己之便就擅自行事。

提高執法崗位的準入門檻，加強執法人員的資格審查，乃至決定“將合同工、臨時工調離行政執法崗位”，這一系列舉動表明，行政機構不斷自我修正，以求在既有規則架構內，謀求自身行為的合法化……無論其最初動機是出于自覺自律，抑或純粹是為壓力所迫，但最終效果確乎是一定的。也即，社會治理系統內部，實現了更大程度的協調——紙面的法律，與現實層面的執法實踐，不再處于一種堂而皇之的矛盾狀態中。

日常的社會管理，到底是以預設的、普適的法律條款為準，還是任由行政機構依現實需要、實際判斷便宜行事？這，終究是一件關系甚大的事情。從針對臨時工、合同工的一攬子糾偏措施表明，職能部門正改變一貫信奉的功用主義立場，直至逐步回歸到“法律至上”的正態秩序之內。

然玉（重慶　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