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脫離時代評判張藝謀超生事件

近日，無錫市濱湖區委宣傳部官方微博就張藝謀超生事件發布最新消息稱，張藝謀、陳婷違法生育的事實已查實，兩人生育的三個子女均屬非婚生育。濱湖區人口計生局相關負責人稱，將根據法律規定的程序，開展告知權利并聽取陳述和申辯、上級備案、作出決定、送達決定書、執行決定書等相關工作。（12月3日《新京報》）

這意味著，張藝謀超生事件在經過漫長的隱匿超生行為、僭越政策法律以及有關部門不作為的混亂階段后，開始走上了接受處罰和糾偏匡正的軌道。該事件至此告一段落，但一些人在名人超生等問題上存在著諸多混亂認識。

一曰權利論。有人說生育權是個人權利，似乎張藝謀有超生的自由。二曰隱私論。有人說張藝謀的婚姻情況、生育情況概屬名人隱私，不應該拿到公共輿論場中來討論。三曰精英論。有人公開主張精英就應該多生多育，就差沒有公開鼓噪名人應該多妻多妾了。四曰仇富論。有人公開責怪爆料人多事，存在不正常的仇富心理。

說到權利，張藝謀肯定有自己的權利。在全國大多數人都遵守計生國策相關規定的時候，張藝謀以及與他類似的名人、土豪卻可以踐踏國策大大方方地超生，與此同時，有關部門竟可以聽之任之毫不設防，這不是什么精英權利，而是一種嚴重的社會不公。

評判一件事情合理不合理，不應該脫離當下的環境。什么是當下的環境？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們正在遵守的政策法律。

張藝謀超生事件發生在獨生子女政策的有效期內，張藝謀沒有到國外去生育，我們不能脫離這樣的政策環境來評判是非。顯然，在計生這個基本國策面前，沒有特殊公民。這也意味著張藝謀只有獨生子女的生育權，張藝謀以及各類名人、富人沒有超生的自由，沒有違反計生國策的所謂隱私權，更談不上成為被特殊授權的所謂權利精英了。

我們處在一個向現代化的轉型期，處在一個開放的時代，也意味著我們處于一個政策法律的調整期。名人也罷、非名人也罷，當前的政策法律的權威尤其需要恪守和維護，絕對不可以脫離當前歷史階段去論理行事。否則，一個社會將沒有明確恒定的是非觀，不論你主張什么，都擺脫不了混亂糾結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