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退休政策不是哪一個部門的事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以來，關于延遲退休方案的傳言越來越多，相關討論也越來越頻繁地展開。

雖然人社部方面僅承認將以一年提高幾個月的“邁小步”方式推行漸進式延遲退休，同時否認了外界的若干傳言，但傳言中幾種可能的“備選”方案所引起的社會漣漪遲難消弭。實際上，光是社會反響本身，即包含了一些需要重視的問題。

一如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所言，延遲退休年齡的問題是作為社會總體政策來研究，并不是單對哪一個領域的就業群體來研究，因此，在理想的狀態下，延遲退休政策是在通盤考慮不同就業群體之后，作出的一個綜合性的部署方案。問題在于，現實社會遠比理想情景復雜得多，不同領域、工作屬性各異的群體結構已經基本形成，他們有著各自的訴求，如何在這一基礎上確立方案也就異常困難。

目前在“假定”方案上的爭議恰恰說明了這一點。一種受到普遍認同的觀點，粗略地把勞動者分為一線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對照當前兩者退休年齡不一的現狀，提出延遲繁重體力勞動者的退休年齡不太現實，不能率先對這一群體“開刀”。至于率先對公務員延遲退休，又有人提出此舉只會拉大其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即使拋開對哪個群體率先調整延遲退休年齡的問題，采用一刀切的方式，依然無法擺脫纏繞其中的公平問題。從就業層面來看，也有聲音質疑，年長者延遲退休會對青年人的就業造成直接影響。

那么，退一步說，既然問題這么復雜，爭議如此之大，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是不是不合時宜，要不要緩一緩再說？現實恐怕不允許。需要看到的是，延遲退休政策不是旨在當下，而是著眼長遠，人口結構的改變、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決定了延遲退休不止是一個政策選項，還是一個必然趨勢。

然而，上述情況并不意味著決策者大可無所顧慮地作出安排和調整。就公共政策而言，確立其公共性的政策基礎必不可少，它一方面進一步確立了政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減少政策推行的社會反彈。從不少國家延遲退休政策的出臺過程來看，盡管相關政策會伴隨反對的聲浪，但由于經過多級討論、審議批準，并以法律形式確立，所有情緒性的反彈都能在短時間內消化，不會影響到政策的最終落實。

當前制定延遲退休政策存在的一個問題則是，人社部似乎成了這一政策的唯一，或者主要的研究者和決策者。至少綜合各類消息和人社部的對外回應，基本可以確定該部門在延遲退休方案提出上的主導作用，有別于應有的民意機構立法探討，最大限度實現各方博弈，進而達成共識的方式。當然，這里存在一種極有可能的情況，即在方案確定之后，將經由人大審議，最后明確為法律法規，但顯然，后置性的審議不會動搖人社部在同一事項上的絕對作用。這就關系到兩個問題，一來，部門確立政策方案甚至制定法規的局限性和偏向性，二來，針對延遲退休這種涉及多個部門的問題，能不能由一個部門拿方案。再則，這種方式大大弱化了政策制定的民意性。

延遲退休政策所關系的對象、群體，以及對應的具體層面、步驟，很難在短時間內討論完畢、達致共識，正是基于此，相關方案制定才必須納入最廣泛的民意，以求更多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