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辦假證母親的“槍口”，請抬高一厘米

一非京籍孩想在京讀小學竟要不同部門的5個證明，差一件都不行。因辛辛苦苦從老家開回的證明“不合格”，山東母親曹某想辦假證把兒子送進學校，不料被抓。昨日，曹某受審。（12月11日，《北京青年報》）

為兒在京上學，母親辦了假證，并當庭流淚認罪。盡管初衷為孩子好，但母親觸犯法律卻非兒戲。缺一不可的“5個證明”，也讓戶籍制度弊端的平靜之湖再泛波瀾。

目前，網絡上對此的輿論至少存在兩種聲音，一邊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誰犯法都無例外；一邊是該母親之舉也是不得已為之，值得同情。我認為，這兩種聲音并非對立，且完全可以結合。

法律的事就歸法律，法律外的事就在法律外解決。這讓人想起歷史上著名的“亨里奇案”，其作為“最高良知準則”案例廣為流傳。1992年2月，守墻衛兵因格·亨里奇受審判。在柏林墻倒塌前，27歲的他射殺了一位翻墻青年。律師辯稱其僅為執行命令，別無選擇，罪不在己。法官西奧多·賽德爾卻認為：“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有罪，但打不準無罪。作為心智健全者，此時此刻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抬高一厘米”使法律和良知碰撞出火花，也讓人性的柔軟得以綻放。對辦假證的母親，法律的“槍口”也有必要“抬高一厘米”，即在被法律合理審判的前提下，對其施以“因制度弊端而為之”的理解和寬容。畢竟，長期以來，因傳統戶籍制度拘囿，戶口成了限制外來務工人員扎根城市的高墻，他們身在城市，卻享受不到相應待遇，只能守著“外來者”的身份，羨慕著城市人享受各種福利。

其實，母親為孩子上學辦假證，雖違了法，卻也多少和戶籍弊端有不可分的關聯。當前，我國的每座城市都接納了很多外來人員，他們早已成為產業隊伍中不可或缺的成員，為城市的建設添磚加瓦，流淚流汗。每座城市的建設成果中，都浸透著他們的辛苦付出和巨大貢獻。可以說，改革戶籍制度，掃除羈絆外來務工人員和子女的樊籬，讓他們堂堂正正的作為“本市人”，享受同“土著”居民同等的就業、住房、醫療、教育、社會統籌、退伍安置、計劃生育等方面的待遇，讓他們及子女在合理平等中找到歸屬感，不僅體現了出于人性溫暖的保護、關懷和尊重，更是彰顯社會公平正義之需。

如今，國家深化改革正酣。在眾多亟待改革的領域中，與民生關系緊密的戶籍制度已成民眾期望新一輪改革中，必須啃下的一塊“硬骨頭”。一線城市本就人滿為患，假設外來務工人員絡繹不絕，造成一線城市的擁擠不堪，這對城市發展沒有好處；同時，實現均衡合理的公共服務，需要地方政府支出巨大的財政投入。因此，戶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而需把握時機，逐步推進。

改革之路無坦途，但是，艱難推進之中，并不妨礙我們探討事件的意義。母親辦假證一案，就像一面鏡子，照出制度的潛在弊端，照出法律的內外光景，于法于情都值得我們深思，值得我們理解，值得我們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