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民間投資的幾個制度前提

據報道,工信部明年將推進民間資本進入電信領域，結合此前給予虛擬運營商發放牌照的消息，可見民間資本和民間投資逐漸迎來新機遇。我們看到，2012年中央開始強調各部門要加快落實2010年的“新非公36條”，6月工信部出臺《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一步進入電信業的實施意見》。如今終于進入到實質性階段。

可以預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為民間投資進一步打開了發展空間，無論是允許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還是對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強調，都表明對內開放成為未來經濟改革的核心環節，電信業的開放將產生明顯的鯰魚效應和示范效應。

在此過程中，對于直接掌握政策落實程度的各級政府部門，其認識觀念還有待進一步轉變。例如，一種典型的觀點認為國有資本可靠，民間資本如果過度介入某些領域，可能會帶來風險，并且影響某些關系民生的產品價格或服務供給。還有一些部門甚至懷疑和抵觸民間資本的促進政策，有的認為在現實中民間投資比重已經很高，不需要再出臺專門支持政策。再比如，在某些領域由于存在行業壟斷和既得利益者，因此對于向民間資本放開同樣存在消極態度。

中國經濟存在投資增速過快的現象，因此激活民間投資，同時意味著要規范和約束政府投資，并且政府要為民間投資的立項和運作提供更“友好”的環境。對此，從長遠來看，政府的公共投資權限需進一步明確和收縮，按照從投資性財政到公共服務型財政的轉換思路，主要應集中于公益性財政投資和投資政策環境建設兩方面。與此同時，在現有各地制定的經濟規劃中，盡量減少區域投融資規劃的適用范圍，僅圍繞政府應有的公共投資責任，設定投融資的目標與指標，避免過分干預市場化投融資行為。另一方面，優化投資管理制度也非常重要，對于市場化投資來說，目前投資項目的審批制度過多且不夠規范。當然，要真正改變政府的投資職能定位，完善投資環境，還需要真正落實政府官員政績與GDP脫鉤的新思路，并強調在人事制度上與公共投資的掛鉤，轉到公共投資的質量和風險控制上來，而不只是重視規模，并且建立官員任期內外的責任追究機制。

另外，在加強對內開放過程中，也要注意對外開放中曾出現的外資“良莠不齊”。因為當前民間資本的來源日益多樣化，除民營企業所擁有的可投資資金，還有大量非企業主體和居民所擁有的資本。此外，如部分體制內資金通過各種非規范途徑形成了部分投機性民間資本，甚至有私人灰色收入甚至是非法資金，以及境外“熱錢”等。總之，鼓勵民間資本與投資，要為真正有效率的民營企業與資本創造機遇，避免成為少數人新的謀利套利機會。

楊濤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