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給“惡意擾民”上一個法律緊箍咒

如果你的鄰居，每晚11點多還在洗衣服、嬉鬧，第二天一早5點多又繼續鬧騰，你還好嗎？如果你是年過七旬、患有高血壓的老人，與喧嘩的集體宿舍相鄰而居,你會有什么樣的感受?住在蓮花流芳里54號的兩位七旬老人，夜夜遭受鄰居——“黃鶴天廚”餐廳的幾名員工噪音騷擾，焦躁失眠，“度夜如年”。（12月31日《海峽導報》）

鄰居“噪音擾民”，無論是找社區，找居委會，找物業，找老板，還是最后求助于警方，不但沒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導致對方變本加厲，及至有故意報復之嫌。在這種情況下，相應的干預措施，恐怕不能立足于普通的道德范疇，而應從法律的層面入手，給“惡意擾民”者好好上一課，才能讓老人獲得應有的安靜環境。

之前的干預之所以無效，很大程序在于“立意太善”導致的“行為走偏”，估計大多數部門都將這種“擾民之事”，作為普通的道德問題，本著“息事寧人”的出發點，“只教育不處理”的結果，便是干預無效，不但沒有很好的解決問題，反倒進一步激發了矛盾。在這種情況下，無論解決問題的出發點，還是具體的方式方法，都存在很多值得反思之處。

當然，我們可以鼓勵老人走法律維權之路，比如一紙訴狀投之于法院，但若是依然延續息事寧人的思維，恐怕又將是一番折騰。維權的成本太高，必然讓“擾民者”更加無所顧忌。這次的主角是一個與人為善的老人，但假若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壯漢，若是發生了沖突與對抗，到時是否單純指責他缺乏理性，少了一些法律意識呢？

當給“惡意擾民”上一個法律緊箍咒，這是對老人的負責，更是對相關執法部門的一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