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龍之后，或許再無沙龍

沙龍走了。

沙龍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是英雄還是屠夫?推土機還是和平鴿?不同的人們,有不同的答案。

在以色列人眼里,他是杰出的軍事指揮官,創造了一個個經典戰例,是扭轉戰局的“戰神”。他的政治生涯也和受賄、選舉舞弊等丑聞糾纏不清。

在阿拉伯人眼中,他是中東戰爭的敵酋,是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的罪人,是一個“屠夫”。

然而,或許如八年前一位約旦政治分析家所說,在實現和平方面,沒有一個以色列政治家能比沙龍堅決果斷。

沙龍之后,以色列的政治面目模糊,政客處事曖昧:打不清不楚的仗,談不疼不癢的判。

今天的巴以和平進程,好談不上,壞也壞不到哪里去。希望與失望反復交織的和談,打碎了一代人的信念和理想,消磨著雙方人民對和平的期許。

巴以問題難解,就在于有太多看似無可讓步的“原則”。耶路撒冷?不可能分割；定居點?不可能停建；巴勒斯坦難民?不可能回歸。

沒讓步的空間,自然沒談判的余地。要沖破黏滯的現狀,只有靠非常之人、非常之舉。

沙龍恰似一劑“猛藥”,他的過人之處,在于為了和平不講原則。任何宗教、法律、軍令、承諾,甚至自己一小時前說的話,對于沙龍都不是束縛,都可以因時、因勢而變。在他看來,只要能夠實現以色列利益最大化。

沙龍晚年的180度轉彎讓世界驚異。2005年9月,沙龍政府派出軍警,強行執行加沙單邊撤離計劃。自1967年六日戰爭后開始經營的定居點,被自己人一朝連根拔起。

撤離加沙,在以色列掀起滔天巨浪,把整個社會撕成兩半。任何一位以色列領導人,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做出如此決定,執行如此決定,都是政治自殺。

沙龍不僅“敢”,而且“能”。借這一“創舉”,以色列卸去了沉重的現實和道義包袱,巴勒斯坦得到一塊自治土地。歷史很諷刺,沙龍這個“屠夫”給了巴以和平一線實實在在的希望。

可惜的是,僅僅4個月后,沙龍中風昏迷,他未完成的和平計劃成了永遠的謎,加沙局勢的后續發展也脫離了預想的軌道。一度看似可及的和平,仿佛和沙龍一起睡去了。

在以色列有種說法,只有右翼領導人才能與巴勒斯坦人簽訂和平協議。其內在邏輯是:右翼政客享有右翼選民的支持,他們提出的和平計劃也會得到思想開放的中間和左翼人民的贊同。反之,左翼領袖是得不到右翼群體支持的。作為“右翼中的右翼”,沙龍說要和平,誰能說不呢?

巴以和平,需要一個沙龍這樣的人。沙龍之后,或許再無沙龍。